那年暑假之前，我和福建没有任何关联，也从未当过工人。我像多数的城市里长大的90后一样，小学初中高中读下来，没有做过真正的体力活。然而进入大学后，我感到焦虑，而且自责：是不是这种生活太过安稳，脱离了现实社会？我的同龄人中，有人辍学，有人打工，有人在老家结婚，而我只是不痛不痒地消磨时光，在社团和课堂里往返。 因此，我常常想做些更实际的事情。大学的第一年，我花了不少时间做志愿者，穷游，为自己的杂志做采访，会经常与街上的乞丐、小贩聊天，但都是蜻蜓点水，除了“你家在哪儿呀”、“今儿生意怎么样呀”，很少有其他话题，还吓跑过一个卖鞋垫的女人。即使到沐川的深山里做尘肺病调研，也只是按照表格记录信息。 我隐约明白，应该有一次浸入式的经历，最好是观察和我生活方式不同的同龄人。于是，我想到去工厂打工。 目的地：晋江 七月的中午，晋江的太阳接近直射，很少有人在街上走动。中诚雨伞的车间空荡荡的，狭长的厂房闷热又阴暗，其他人都在食堂吃饭，我趁机站到门口的电子秤上测量自己—— “80kg”——电子秤显示。这比一个月前离开学校时轻了20斤。我很惊喜，虽然这并不是我从读书的成都来到福建的目的。厂房里散落着黑色的伞布，不规则的铝合金伞骨，我踩过它们，走下水泥板搭成的、没有扶手的楼梯，去食堂吃三块钱一份的青椒炒肉。 暑假前，我找到了家在福建的室友阿肖，他们家经营着一些企业，而他总喜欢讲些福建的商业故事——陈棣镇的鞋匠怎样一步步成为上市公司，包办了中央五套的广告；英林镇用了十年，成为夹克重镇，连中学的教学楼都用劲霸命名……此外，他也常说起家乡的风俗，晋江本地人很少自由恋爱，多数都由父母找媒人安排，一份门当户对的嫁妆，就是新家庭的天使投资；婚礼要大摆一个月宴席，东南亚、美国的亲戚也会参加；婚宴不能怠慢了村里的任何人，门口开摩的的阿叔，十年前就买了恒安的股票，身家千万，村里的老人也不能得罪，他们有老人协会，实际控制着海外的人脉，还有几家上市公司……这些讲述都令我这个东北人着迷。 而且我从来没在海边生活过。他给我看横跨安海和水头海湾的安平石桥，视频中，千百块石板垒出一条劈开海浪的线条，我眼前一晕，就知道暑假的目的地已经确定了。 7月初，我坐了两天火车到福州，一片混乱之后，我搭上一辆去晋江的客车。客车的电视一直在放野鸡二人转剧团的录像，荤段子只是刺耳，并不好笑。我紧紧地抱着我的书包，不知道要去哪里，要去多久，要做什么。我又感到疲惫了，像每一次出发后的第二天一样。耳边缠绕着造作的东北口音，我挂掉了父亲接连打来的四个电话，不知道一开口，自己会说些什么。 晋江是泉州下的县级市，它有着诸多称号：“中国鞋都”“中国伞都”“中国拉链之都”“中国夹克之都”“中国内衣名城”，几乎每个镇都能分到一个。阿肖的家在安海镇，它有着中国最大的卫生巾生产基地，钢材、陶瓷、五金、玩具也很发达。 这里到处是自建的四五层楼，很多就在家中办起工厂。镇上随处可见摊贩，楼之间缝隙很小，都尽可能利用门前的道路，因此道路狭窄，每次拐弯，都要提前按着喇叭。 我准备在这里打工一个月，并打着如意算盘——在朋友家的工厂实践，能利用关系，从管理者到工人都谈笑风生，每晚下班，我就漫步到安平桥，漫步到沙滩上，海风习习，安静地整理一天观察后的思绪。 劳动三十三小时，不够饭钱 然而第一天，阿肖就抱歉地告诉我：“最近厂子不缺人，短工太不方便，要不咱们试试别家？” 第二天，阿肖和我在安海的开发区转了一上午，很遗憾，无论服装、玩具、LED灯、运动鞋厂都不缺短工。按照阿肖哥哥的建议，下午换到了隔壁东石镇——更加劳动密集化，也就是更缺人的“中国伞都”。它每年生产中国五分之一的雨伞，出口雨伞占了全国总额四分之一，工人流动性强，总会有缺口。 我们坐摩的进入东石，路边的牌匾全和伞有关。 我们停下来碰运气。萧下村随处都能看到广告，最多的是招聘染工、车床工、熟练工，看起来短期工或者没经验的人不太吃香。试到村子中部时，终于，在一条岔路上找到了一家雨具厂。它的牌匾灰旧不堪，写着“中诚雨具”，院子有三栋楼：宿舍楼破旧，办公楼稍新，生产楼狭长。三栋楼围成的凹型，正好够集装箱卡车停进来，压得门前的道路凹凸不平。我望了一眼宿舍，走廊没有窗户，横穿起一条晾衣杆，男士内裤和胸罩紧挨着飘扬。 车间主管下楼领人，是个矮个子的重庆男人，我捏着钱包里的身份证，他摆摆手。 前三天，我总共只完成了十打伞面，算下来只有十九块。食堂的早餐一份两块，午餐和晚餐三块或者四块，我劳动三十三小时，还没够饭钱。 “不用登记吗？”我很诧异。 他“嗯”了一声，走向车间，示意我跟着他。他带我到一台靠近窗户的桌子前，指了指缝纫机一样的机器，就是我的岗位了。我扫了一眼周围，摆着六台一样的机器，旁边是一位黄色莫西干发型的年轻人，再旁边，是四十岁左右、头发丝飞散的女人。每个人穿着都不同，没有胸牌，没有打卡机，踏板起伏，我闻到淡淡的塑料焦糊味。 “我们这里没有底薪，计件付工资，”车间主管拾起两张伞面，“你先试试做伞面，一打伞面一块九，干得好，一天能有100多块。” 顶上的吊顶晃晃地照射，我看清桌子上摆着长三角形的黑色布，大约就是伞面原材料。 “你看他，”他指了指莫西干，莫西干抬头笑笑。“我们包住不包吃，晚上我带你去找宿舍。你和小张学一学，有事随时找我。” 我全程机械地点头。莫西干倒很和蔼，腼腆地讲解着动作，我竟完全看不下去。阿肖已经走了，我失去了和熟悉世界的最后一点关联，真正浸入迥异的氛围中，我才发现，我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生猛。 中诚雨具在萧下村中部，夹在门面气派的大公司和门面房中间，并不显眼。萧下村是东石伞都最重要的村子之一，大小企业120余家，除了制伞，就是五金、印花、电镀等雨伞配套行业，聚集了约15000人，一半来自外地。夜幕降临，穿着工服的青年人就会占据着街道，在巷子出口的米粉摊买一份两元的河粉。集装箱卡车偶尔穿过，轰鸣着打断吃夜宵的人们。 然而这里面并不包括我，原因很简单——没赚到钱。前三天，我总共只完成了十打伞面，算下来只有十九块。食堂的早餐一份两块，午餐和晚餐三块或者四块，我劳动三十三小时，还没够吃饭。 从小到大，我都没觉得自己如此笨过。正常合成一整张伞面，需要先把长三角的散片两两组合，再四四拼在一起，我起初没觉得有什么难处。第二天做完散片，主管让我尝试合成整个伞面，我居然连着失败了两次。当我准备试第三次时，他过来翻了翻我的伞布，很快指出了问题所在：大部分的两片组合都不合格。所以，返工。 宿舍交友失败 那天下班我没有去食堂，在超市买了两块钱的面包和一块钱的水。我给母亲拨了一个三十分钟的电话。她告诉我，不要急，开头总是很辛苦。放在平时，这些话我实在懒得听，从高中开始，我就很少主动给父母打电话，上大学之后常常挂掉他们的来电。但现在，这是我最重要的陪伴，我恋恋不舍地汇报当天的每一个细节，听母亲重复着几乎一样的安慰。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和预期的一样，似乎都在变得更糟。每天加班到晚上十点，我根本不可能去三公里外的海边漫步，至于和上到管理层、下到普通工人们谈笑风生，简直像个笑话，我连自己宿舍的人都没有熟悉。 即使我做了心理准备，宿舍的条件仍然让我吃惊。宿舍楼一共五层，一层是食堂、澡间，二三楼是男寝，四五楼是女寝。我住在三楼的中间。第一天晚饭时间，我进入空无一人的宿舍，就被腐臭味逼得掩住鼻子。这味道来自被褥，以及至少五年没人粉刷过的墙面，上面有早先居住者的诸多遗产：励志语录、书法签名、残破海报、过期报纸。 我的床头就贴着一张女影星刘涛的海报，某位饥渴的男青年写下了横七竖八的情话—— “刘涛，你是我的人。”“真的爱你！”“你可以等我吗？”“我要娶你做我的妻。”落款是2007年。床头另一侧墙上刻了几行字，其中一行十分骇人：“XXX，死亡于2005年5月29号。” 死亡信息的下面，则是格言警句，比如：“兔子不吃窝边草，好马不吃回头草，”“美女何止千千万，不愿意喽咱再换”。 我挨个看着这些笔迹，想象着他们当时的状态，我扫到了一句立刻警醒我的话：“打工真苦，好想读书。” 宿舍里有三张上下铺，屋顶有一盏吊灯，两个吊扇，门的上方有一台空调，就是全部摆设。没有柜子，每个人都把贵重物品随身携带，或者锁在自带的拉杆箱中。 除了环境差，室友的冷漠也令我始料不及。第一天上完晚班，门卫已经下班，我没有钥匙，站在宿舍门口等到十一点，一个瘦小的十五岁左右的男孩才给我开门。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室友，他打开房门，只看了我一眼，就径自进去，我咽下准备好的客套话，跟着他进屋，心里嘀咕：为什么他不问我从哪里来的？他就不好奇这个新来的室友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很快又出门了。我铺好床铺，买了洗漱用品回来，躺在格言警句和刘涛的注目下，看了一个小时微博，仍然没有人回来。 一点钟左右，宿舍灯亮了，忽然回来五六个人，包括给我开门的男孩。我噌地坐起来，他们中的一个打量了我一眼，我冲他点点头。 他问：“新来的？” 我很快地接上：“对，短工。” 他问：“抽烟吗？” 我犹豫了一下，“不”。 他就没说话了。接下来我零星地问了插线板怎么用，澡堂在哪里，各自做什么岗位，他们都简短地回答。很快就熄了灯，每个人都把脸埋在手机亮光下，我也就不再询问。一连三天都没有任何进展。 后来，其中的一个床板突然空出来，第二天又铺上新被褥。所有人都没什么反应。再后来，莫西干偶然说起，厂里有人经常晚上去网吧，有些小男孩还去附近村嫖娼，我听了心里发紧。晚上，我在熄灯前问他们：“你们都出去干什么呢？”瘦男孩笑了，反问我：“一起去不就知道了？” 我扑棱一下拒绝了，速度快得吓自己一跳。我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深入机会，但没做好这么深入的准备。 直到离开，我都不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我喜欢上了穿中碟，它足够简单，让我不再觉得自己愚蠢，它让我不用想起“融入他人生活”的初衷，也可以忽略自己尴尬的现状，每天重复的9600个动作，让我觉得我还能够把握眼前的一切。 每天重复9600个动作 伞面的工作令我精疲力竭，第四天，我申请换到伞骨岗。小的伞厂并不自己生产所有零件，更像是一个组装工厂，所以我其实只从车间的东北角搬到西南角。主管安排我的新工作是“穿中碟”——将一种塑料碟片，一一穿在伞骨的折叠处，防止它磨损。 中诚当时生产的是一批POE伞面的直骨高尔夫伞，有一米长，穿中碟时，我把它们头朝里铺在腿上，左手扶住分散的伞骨，右手捻碟片，穿上，左手换伞骨，右手捻碟片，穿上。碟片轻薄，抓一把够干两小时。我花了十分钟就掌握了全部动作，熟练之后，每天至少穿一百打伞骨，重复9600个一样的动作，就有60元。我终于能安心地在夜班后吃两块钱的炒河粉了。 铝合金伞骨有很多毛刺，每天下来，我的手指手背就添了无数道细痕。可我并不在意这些，我还提前去车间，晚上下班了，我都最后离开。我喜欢上了穿中碟，它足够简单，让我不再觉得自己愚蠢，它让我不用想起“融入他人生活”的初衷，也可以忽略自己尴尬的现状，每天重复的9600个动作，让我觉得我还能够把握眼前的一切。 第二周，我还尝试了在中诚的澡间洗澡。那是七月的福建，平均气温30°，白天常达到35°，但前七天，我都只是洗脸和洗头，宁可捂着一身塑料味入睡。 中诚的澡间只是一间空荡的屋子，空荡的意思是除了瓷砖和地板，连水龙头、喷头都没有。这就需要在水房打水，用毛巾或水瓢解决问题。第一次去，我进去又出来，和别人确认了一次，才相信这真的是澡堂。 换岗后的第二天，我终于和同事们一起，或蹲着，或弓着身子，头朝下，一毛巾一毛巾地擦拭自己。 总体上，我觉得自己在逐渐适应，也变得更加快乐。而且每天体重都在减轻大约一斤，现在，在工位上坐猛了，也不会立刻被肚子弹起来。食堂四块钱的肉菜，夜宵两块钱炒河粉，我都吃得很习惯。每天，我都比之前做得多一些，晚上给母亲打电话，我可以听听家里的变化，也能给她讲些笑话了。 更令我振奋的是，我交到了两名朋友：阿岑和阿桂。他们都是贵州的布依族人，初中学生，做暑期兼职。 眼前的生活，像了那么一点进入社会的样子。 阿岑和阿桂 阿岑和我是换岗之前熟悉起来的。我们一起上下班，吃饭，做工，像寄宿学校里结伴生活的朋友。阿岑从小就跟父母离开了贵州，辗转广东、浙江、福建，上学，兼职，从来就不会讲布依语。 14岁的阿岑很少说起学校的事，也很少说起自己的事情。 我和女孩阿桂则是车间里的搭档。她也做穿中碟，但比我快很多。我们工位相对，我每天能穿100打，她至少150打，而且绝不早来，也不晚走。我和她边聊天边做工，她灵巧纤长的手指在黑色的伞骨中翻动，有一种超过年龄的掌控力。 17岁的阿桂在山区长大，十岁才随父母外出，所以会讲布依语，但因为外出频繁转学，留了两次级。 转学在晋江不算难。晋江是对待外来人口最为友善的城市之一，外来子女入学几乎没有门槛，中学里，近一半的学生是外地人。只要高中三年都在当地就读，就可以参加福建高考，这些配套政策增加了晋江的吸引力。 阿桂不喜欢学校把外地学生和本地分开，单独成立班级，无人不知他们的外地身份，而她年龄大，格外扎眼。 一楼的食堂有一台十七寸的彩色电视，架在西南侧的墙角，午饭、晚饭和晚班结束时，都会有很多人围着看。这是除了QQ弹窗外，大部分人接收外界信息的主要方式。屏幕一般情况下都锁定一个频道— —湖南卫视。午饭时，“芒果台”能吸引十多个青年围坐一起，边吃饭边仰起头看青春偶像剧。 我走过搓衣板一样的宿舍楼梯，它和车间一样，就是斜着搭的几块带棱水泥板，没有扶手，如果你想，可以直接跳到下一层。走过水房，右转到食堂侧面，我瞥见至少几十个人围坐其中，桌上摆了零食，还有几位买了啤酒。 我走进去找到阿岑，他和阿桂坐在一起。阿桂专心致志地看电视，阿岑则努力塞着零食。电视上是延时播出的《新还珠格格》第15、16集。那年夏天，它的收视率全国第一。 我坐在塑料凳子上，看了两分钟皇上在御花园和五阿哥、尔泰的对话，然后向阿桂和阿岑告辞，继续回床板上刷着微博。 我慢慢发现，中诚的工人里贵州人占了大半。阿桂和阿岑都来自贵州，而我同宿舍的几乎也是。 晋江的流动人口约100余万，95%的外来人口来自江西、 四川、贵州、湖北、河南、安徽、重庆、湖南和云南。离萧下村不远的山前村，外来工人拉帮结派，群架的消息时有耳闻，“贵州帮”、“四川帮”、“河南帮”经常冲突，人们更提防着可能惹事的人。 中诚的工人另一个特点是年轻。三条生产线，150余人，除了几个搬运工，年龄都在20岁以下。车间里暑期工占了四分之一，最小的是熨伞面的男孩，才上小学六年级。 一天下午，我和阿桂对坐着穿中碟，偶然聊起春天时候家乡的样子。她说她喜欢去河里捉鱼，我告诉她，直到五月份，黑龙江的冰面才化开。她咯咯笑了两声，话题转到了中诚：“五月份时，这里的工人也就现在的一半吧。” “为什么这么少？”我问。 “因为那时候没拉到订单啊。现在这儿拉了一笔高尔夫伞，要不然你、我、阿岑为什么能进来？”阿桂顿了顿，说：“阿岑刚辍学，就赶上招工，也算运气好，大厂子根本不招这么小的工人。” 我一惊，辍学？阿岑不是转学到老家吗？怎么又辍学了？ 阿桂笑了，“他打架把人家打坏了，学校开除他。回老家就是借口吧，像他这样，以后会一直打工下去。”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如此容易地进入工厂，连身份证都不用登记，没有工服，不必打卡。中诚就像一个扩大版的家庭作坊，一旦接到了大的单子，就快速招人，计件工作，而订单完毕，工人得不到加班保证，就会陆续离开，直到下一次接单。流动性如此之强，同宿舍的人也就没必要都认识，两三周后总有人要走。 贵州散工不会被这样的厂子嫌弃，我也一样。 7月底，我的身上长出了红点，很痒，穿中碟时，我也忍不住抓挠，最后越长越多。我担心它和工作环境有关系，而且马上做到一个月，离预期的时间不远了。我决定离开，找了主管说辞职的事，本来没有合同，也就没有手续，只是工资要下个月才发。我很快速地收拾好行李，去车间与他们告别，阿岑留了我的QQ号，就没说什么，阿桂攥着手，想挽留我：“你走了，这里就不好玩了。” 一个风很大的下午，经保安搜身之后，我坐着摩的返回安海。 之后，我和阿肖的朋友们吃了几次饭，有开着路虎的阔少，政府高官的亲戚，当地企业的年轻主管，由于闽南语的阻隔，我只是不停地吃东西，最终能没能和人谈笑风生。半个月后，我坐着长途硬座去往昆明，却因为吃了一碗坏掉的牛肉羹，上吐下泻，临时在闽西南的一座县城下车。一天后，我拔了吊针，补了四十小时站票到昆明。我没有达到“了解同龄人”的初衷，后来也失去了和阿岑、阿桂的联系。 我只确信了一件事—— 我曾经有过如此冲动的、不精确的热情，有时候，它带给我无穷的麻烦，有时候，它让我感到开阔。 那年暑假之前，我和福建没有任何关联，也从未当过工人。我像多数的城市里长大的90后一样，小学初中高中读下来，没有做过真正的体力活。然而进入大学后，我感到焦虑，而且自责：是不是这种生活太过安稳，脱离了现实社会？我的同龄人中，有人辍学，有人打工，有人在老家结婚，而我只是不痛不痒地消磨时光，在社团和课堂里往返。因此，我常常想做些更实际的事情。大学的第一年，我花了不少时间做志愿者，穷游，为自己的杂志做采访，会经常与街上的乞丐、小贩聊天，但都是蜻蜓点水，除了“你家在哪儿呀”、“今儿生意怎么样呀”，很少有其他话题，还吓跑过一个卖鞋垫的女人。即使到沐川的深山里做尘肺病调研，也只是按照表格记录信息。我隐约明白，应该有一次浸入式的经历，最好是观察和我生活方式不同的同龄人。于是，我想到去工厂打工。目的地：晋江七月的中午，晋江的太阳接近直射，很少有人在街上走动。中诚雨伞的车间空荡荡的，狭长的厂房闷热又阴暗，其他人都在食堂吃饭，我趁机站到门口的电子秤上测量自己—— “80kg”——电子秤显示。这比一个月前离开学校时轻了20斤。我很惊喜，虽然这并不是我从读书的成都来到福建的目的。厂房里散落着黑色的伞布，不规则的铝合金伞骨，我踩过它们，走下水泥板搭成的、没有扶手的楼梯，去食堂吃三块钱一份的青椒炒肉。暑假前，我找到了家在福建的室友阿肖，他们家经营着一些企业，而他总喜欢讲些福建的商业故事——陈棣镇的鞋匠怎样一步步成为上市公司，包办了中央五套的广告；英林镇用了十年，成为夹克重镇，连中学的教学楼都用劲霸命名……此外，他也常说起家乡的风俗，晋江本地人很少自由恋爱，多数都由父母找媒人安排，一份门当户对的嫁妆，就是新家庭的天使投资；婚礼要大摆一个月宴席，东南亚、美国的亲戚也会参加；婚宴不能怠慢了村里的任何人，门口开摩的的阿叔，十年前就买了恒安的股票，身家千万，村里的老人也不能得罪，他们有老人协会，实际控制着海外的人脉，还有几家上市公司……这些讲述都令我这个东北人着迷。而且我从来没在海边生活过。他给我看横跨安海和水头海湾的安平石桥，视频中，千百块石板垒出一条劈开海浪的线条，我眼前一晕，就知道暑假的目的地已经确定了。7月初，我坐了两天火车到福州，一片混乱之后，我搭上一辆去晋江的客车。客车的电视一直在放野鸡二人转剧团的录像，荤段子只是刺耳，并不好笑。我紧紧地抱着我的书包，不知道要去哪里，要去多久，要做什么。我又感到疲惫了，像每一次出发后的第二天一样。耳边缠绕着造作的东北口音，我挂掉了父亲接连打来的四个电话，不知道一开口，自己会说些什么。晋江是泉州下的县级市，它有着诸多称号：“中国鞋都”“中国伞都”“中国拉链之都”“中国夹克之都”“中国内衣名城”，几乎每个镇都能分到一个。阿肖的家在安海镇，它有着中国最大的卫生巾生产基地，钢材、陶瓷、五金、玩具也很发达。这里到处是自建的四五层楼，很多就在家中办起工厂。镇上随处可见摊贩，楼之间缝隙很小，都尽可能利用门前的道路，因此道路狭窄，每次拐弯，都要提前按着喇叭。我准备在这里打工一个月，并打着如意算盘——在朋友家的工厂实践，能利用关系，从管理者到工人都谈笑风生，每晚下班，我就漫步到安平桥，漫步到沙滩上，海风习习，安静地整理一天观察后的思绪。劳动三十三小时，不够饭钱然而第一天，阿肖就抱歉地告诉我：“最近厂子不缺人，短工太不方便，要不咱们试试别家？”第二天，阿肖和我在安海的开发区转了一上午，很遗憾，无论服装、玩具、LED灯、运动鞋厂都不缺短工。按照阿肖哥哥的建议，下午换到了隔壁东石镇——更加劳动密集化，也就是更缺人的“中国伞都”。它每年生产中国五分之一的雨伞，出口雨伞占了全国总额四分之一，工人流动性强，总会有缺口。我们坐摩的进入东石，路边的牌匾全和伞有关。我们停下来碰运气。萧下村随处都能看到广告，最多的是招聘染工、车床工、熟练工，看起来短期工或者没经验的人不太吃香。试到村子中部时，终于，在一条岔路上找到了一家雨具厂。它的牌匾灰旧不堪，写着“中诚雨具”，院子有三栋楼：宿舍楼破旧，办公楼稍新，生产楼狭长。三栋楼围成的凹型，正好够集装箱卡车停进来，压得门前的道路凹凸不平。我望了一眼宿舍，走廊没有窗户，横穿起一条晾衣杆，男士内裤和胸罩紧挨着飘扬。车间主管下楼领人，是个矮个子的重庆男人，我捏着钱包里的身份证，他摆摆手。前三天，我总共只完成了十打伞面，算下来只有十九块。食堂的早餐一份两块，午餐和晚餐三块或者四块，我劳动三十三小时，还没够饭钱。“不用登记吗？”我很诧异。他“嗯”了一声，走向车间，示意我跟着他。他带我到一台靠近窗户的桌子前，指了指缝纫机一样的机器，就是我的岗位了。我扫了一眼周围，摆着六台一样的机器，旁边是一位黄色莫西干发型的年轻人，再旁边，是四十岁左右、头发丝飞散的女人。每个人穿着都不同，没有胸牌，没有打卡机，踏板起伏，我闻到淡淡的塑料焦糊味。“我们这里没有底薪，计件付工资，”车间主管拾起两张伞面，“你先试试做伞面，一打伞面一块九，干得好，一天能有100多块。”顶上的吊顶晃晃地照射，我看清桌子上摆着长三角形的黑色布，大约就是伞面原材料。“你看他，”他指了指莫西干，莫西干抬头笑笑。“我们包住不包吃，晚上我带你去找宿舍。你和小张学一学，有事随时找我。”我全程机械地点头。莫西干倒很和蔼，腼腆地讲解着动作，我竟完全看不下去。阿肖已经走了，我失去了和熟悉世界的最后一点关联，真正浸入迥异的氛围中，我才发现，我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生猛。中诚雨具在萧下村中部，夹在门面气派的大公司和门面房中间，并不显眼。萧下村是东石伞都最重要的村子之一，大小企业120余家，除了制伞，就是五金、印花、电镀等雨伞配套行业，聚集了约15000人，一半来自外地。夜幕降临，穿着工服的青年人就会占据着街道，在巷子出口的米粉摊买一份两元的河粉。集装箱卡车偶尔穿过，轰鸣着打断吃夜宵的人们。然而这里面并不包括我，原因很简单——没赚到钱。前三天，我总共只完成了十打伞面，算下来只有十九块。食堂的早餐一份两块，午餐和晚餐三块或者四块，我劳动三十三小时，还没够吃饭。从小到大，我都没觉得自己如此笨过。正常合成一整张伞面，需要先把长三角的散片两两组合，再四四拼在一起，我起初没觉得有什么难处。第二天做完散片，主管让我尝试合成整个伞面，我居然连着失败了两次。当我准备试第三次时，他过来翻了翻我的伞布，很快指出了问题所在：大部分的两片组合都不合格。所以，返工。宿舍交友失败那天下班我没有去食堂，在超市买了两块钱的面包和一块钱的水。我给母亲拨了一个三十分钟的电话。她告诉我，不要急，开头总是很辛苦。放在平时，这些话我实在懒得听，从高中开始，我就很少主动给父母打电话，上大学之后常常挂掉他们的来电。但现在，这是我最重要的陪伴，我恋恋不舍地汇报当天的每一个细节，听母亲重复着几乎一样的安慰。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和预期的一样，似乎都在变得更糟。每天加班到晚上十点，我根本不可能去三公里外的海边漫步，至于和上到管理层、下到普通工人们谈笑风生，简直像个笑话，我连自己宿舍的人都没有熟悉。即使我做了心理准备，宿舍的条件仍然让我吃惊。宿舍楼一共五层，一层是食堂、澡间，二三楼是男寝，四五楼是女寝。我住在三楼的中间。第一天晚饭时间，我进入空无一人的宿舍，就被腐臭味逼得掩住鼻子。这味道来自被褥，以及至少五年没人粉刷过的墙面，上面有早先居住者的诸多遗产：励志语录、书法签名、残破海报、过期报纸。我的床头就贴着一张女影星刘涛的海报，某位饥渴的男青年写下了横七竖八的情话——“刘涛，你是我的人。”“真的爱你！”“你可以等我吗？”“我要娶你做我的妻。”落款是2007年。床头另一侧墙上刻了几行字，其中一行十分骇人：“XXX，死亡于2005年5月29号。”死亡信息的下面，则是格言警句，比如：“兔子不吃窝边草，好马不吃回头草，”“美女何止千千万，不愿意喽咱再换”。我挨个看着这些笔迹，想象着他们当时的状态，我扫到了一句立刻警醒我的话：“打工真苦，好想读书。”宿舍里有三张上下铺，屋顶有一盏吊灯，两个吊扇，门的上方有一台空调，就是全部摆设。没有柜子，每个人都把贵重物品随身携带，或者锁在自带的拉杆箱中。除了环境差，室友的冷漠也令我始料不及。第一天上完晚班，门卫已经下班，我没有钥匙，站在宿舍门口等到十一点，一个瘦小的十五岁左右的男孩才给我开门。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室友，他打开房门，只看了我一眼，就径自进去，我咽下准备好的客套话，跟着他进屋，心里嘀咕：为什么他不问我从哪里来的？他就不好奇这个新来的室友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很快又出门了。我铺好床铺，买了洗漱用品回来，躺在格言警句和刘涛的注目下，看了一个小时微博，仍然没有人回来。一点钟左右，宿舍灯亮了，忽然回来五六个人，包括给我开门的男孩。我噌地坐起来，他们中的一个打量了我一眼，我冲他点点头。他问：“新来的？”我很快地接上：“对，短工。”他问：“抽烟吗？”我犹豫了一下，“不”。他就没说话了。接下来我零星地问了插线板怎么用，澡堂在哪里，各自做什么岗位，他们都简短地回答。很快就熄了灯，每个人都把脸埋在手机亮光下，我也就不再询问。一连三天都没有任何进展。后来，其中的一个床板突然空出来，第二天又铺上新被褥。所有人都没什么反应。再后来，莫西干偶然说起，厂里有人经常晚上去网吧，有些小男孩还去附近村嫖娼，我听了心里发紧。晚上，我在熄灯前问他们：“你们都出去干什么呢？”瘦男孩笑了，反问我：“一起去不就知道了？”我扑棱一下拒绝了，速度快得吓自己一跳。我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深入机会，但没做好这么深入的准备。直到离开，我都不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我喜欢上了穿中碟，它足够简单，让我不再觉得自己愚蠢，它让我不用想起“融入他人生活”的初衷，也可以忽略自己尴尬的现状，每天重复的9600个动作，让我觉得我还能够把握眼前的一切。每天重复9600个动作伞面的工作令我精疲力竭，第四天，我申请换到伞骨岗。小的伞厂并不自己生产所有零件，更像是一个组装工厂，所以我其实只从车间的东北角搬到西南角。主管安排我的新工作是“穿中碟”——将一种塑料碟片，一一穿在伞骨的折叠处，防止它磨损。中诚当时生产的是一批POE伞面的直骨高尔夫伞，有一米长，穿中碟时，我把它们头朝里铺在腿上，左手扶住分散的伞骨，右手捻碟片，穿上，左手换伞骨，右手捻碟片，穿上。碟片轻薄，抓一把够干两小时。我花了十分钟就掌握了全部动作，熟练之后，每天至少穿一百打伞骨，重复9600个一样的动作，就有60元。我终于能安心地在夜班后吃两块钱的炒河粉了。铝合金伞骨有很多毛刺，每天下来，我的手指手背就添了无数道细痕。可我并不在意这些，我还提前去车间，晚上下班了，我都最后离开。我喜欢上了穿中碟，它足够简单，让我不再觉得自己愚蠢，它让我不用想起“融入他人生活”的初衷，也可以忽略自己尴尬的现状，每天重复的9600个动作，让我觉得我还能够把握眼前的一切。第二周，我还尝试了在中诚的澡间洗澡。那是七月的福建，平均气温30°，白天常达到35°，但前七天，我都只是洗脸和洗头，宁可捂着一身塑料味入睡。中诚的澡间只是一间空荡的屋子，空荡的意思是除了瓷砖和地板，连水龙头、喷头都没有。这就需要在水房打水，用毛巾或水瓢解决问题。第一次去，我进去又出来，和别人确认了一次，才相信这真的是澡堂。换岗后的第二天，我终于和同事们一起，或蹲着，或弓着身子，头朝下，一毛巾一毛巾地擦拭自己。总体上，我觉得自己在逐渐适应，也变得更加快乐。而且每天体重都在减轻大约一斤，现在，在工位上坐猛了，也不会立刻被肚子弹起来。食堂四块钱的肉菜，夜宵两块钱炒河粉，我都吃得很习惯。每天，我都比之前做得多一些，晚上给母亲打电话，我可以听听家里的变化，也能给她讲些笑话了。更令我振奋的是，我交到了两名朋友：阿岑和阿桂。他们都是贵州的布依族人，初中学生，做暑期兼职。眼前的生活，像了那么一点进入社会的样子。阿岑和阿桂阿岑和我是换岗之前熟悉起来的。我们一起上下班，吃饭，做工，像寄宿学校里结伴生活的朋友。阿岑从小就跟父母离开了贵州，辗转广东、浙江、福建，上学，兼职，从来就不会讲布依语。14岁的阿岑很少说起学校的事，也很少说起自己的事情。我和女孩阿桂则是车间里的搭档。她也做穿中碟，但比我快很多。我们工位相对，我每天能穿100打，她至少150打，而且绝不早来，也不晚走。我和她边聊天边做工，她灵巧纤长的手指在黑色的伞骨中翻动，有一种超过年龄的掌控力。17岁的阿桂在山区长大，十岁才随父母外出，所以会讲布依语，但因为外出频繁转学，留了两次级。转学在晋江不算难。晋江是对待外来人口最为友善的城市之一，外来子女入学几乎没有门槛，中学里，近一半的学生是外地人。只要高中三年都在当地就读，就可以参加福建高考，这些配套政策增加了晋江的吸引力。阿桂不喜欢学校把外地学生和本地分开，单独成立班级，无人不知他们的外地身份，而她年龄大，格外扎眼。一楼的食堂有一台十七寸的彩色电视，架在西南侧的墙角，午饭、晚饭和晚班结束时，都会有很多人围着看。这是除了QQ弹窗外，大部分人接收外界信息的主要方式。屏幕一般情况下都锁定一个频道— —湖南卫视。午饭时，“芒果台”能吸引十多个青年围坐一起，边吃饭边仰起头看青春偶像剧。我走过搓衣板一样的宿舍楼梯，它和车间一样，就是斜着搭的几块带棱水泥板，没有扶手，如果你想，可以直接跳到下一层。走过水房，右转到食堂侧面，我瞥见至少几十个人围坐其中，桌上摆了零食，还有几位买了啤酒。我走进去找到阿岑，他和阿桂坐在一起。阿桂专心致志地看电视，阿岑则努力塞着零食。电视上是延时播出的《新还珠格格》第15、16集。那年夏天，它的收视率全国第一。我坐在塑料凳子上，看了两分钟皇上在御花园和五阿哥、尔泰的对话，然后向阿桂和阿岑告辞，继续回床板上刷着微博。我慢慢发现，中诚的工人里贵州人占了大半。阿桂和阿岑都来自贵州，而我同宿舍的几乎也是。晋江的流动人口约100余万，95%的外来人口来自江西、 四川、贵州、湖北、河南、安徽、重庆、湖南和云南。离萧下村不远的山前村，外来工人拉帮结派，群架的消息时有耳闻，“贵州帮”、“四川帮”、“河南帮”经常冲突，人们更提防着可能惹事的人。中诚的工人另一个特点是年轻。三条生产线，150余人，除了几个搬运工，年龄都在20岁以下。车间里暑期工占了四分之一，最小的是熨伞面的男孩，才上小学六年级。一天下午，我和阿桂对坐着穿中碟，偶然聊起春天时候家乡的样子。她说她喜欢去河里捉鱼，我告诉她，直到五月份，黑龙江的冰面才化开。她咯咯笑了两声，话题转到了中诚：“五月份时，这里的工人也就现在的一半吧。”“为什么这么少？”我问。“因为那时候没拉到订单啊。现在这儿拉了一笔高尔夫伞，要不然你、我、阿岑为什么能进来？”阿桂顿了顿，说：“阿岑刚辍学，就赶上招工，也算运气好，大厂子根本不招这么小的工人。”我一惊，辍学？阿岑不是转学到老家吗？怎么又辍学了？阿桂笑了，“他打架把人家打坏了，学校开除他。回老家就是借口吧，像他这样，以后会一直打工下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如此容易地进入工厂，连身份证都不用登记，没有工服，不必打卡。中诚就像一个扩大版的家庭作坊，一旦接到了大的单子，就快速招人，计件工作，而订单完毕，工人得不到加班保证，就会陆续离开，直到下一次接单。流动性如此之强，同宿舍的人也就没必要都认识，两三周后总有人要走。贵州散工不会被这样的厂子嫌弃，我也一样。7月底，我的身上长出了红点，很痒，穿中碟时，我也忍不住抓挠，最后越长越多。我担心它和工作环境有关系，而且马上做到一个月，离预期的时间不远了。我决定离开，找了主管说辞职的事，本来没有合同，也就没有手续，只是工资要下个月才发。我很快速地收拾好行李，去车间与他们告别，阿岑留了我的QQ号，就没说什么，阿桂攥着手，想挽留我：“你走了，这里就不好玩了。”一个风很大的下午，经保安搜身之后，我坐着摩的返回安海。之后，我和阿肖的朋友们吃了几次饭，有开着路虎的阔少，政府高官的亲戚，当地企业的年轻主管，由于闽南语的阻隔，我只是不停地吃东西，最终能没能和人谈笑风生。半个月后，我坐着长途硬座去往昆明，却因为吃了一碗坏掉的牛肉羹，上吐下泻，临时在闽西南的一座县城下车。一天后，我拔了吊针，补了四十小时站票到昆明。我没有达到“了解同龄人”的初衷，后来也失去了和阿岑、阿桂的联系。我只确信了一件事——我曾经有过如此冲动的、不精确的热情，有时候，它带给我无穷的麻烦，有时候，它让我感到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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