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层面上来看，电影主角袁维杰的行为就好似电影创作者，他参与了生活中多个场景形成记忆段落，再用言语的灌输、暗示将记忆段拼接组合，将蒙太奇机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上演了一部生活中的“电影”；而受到影响的邻居、朋友、同事等好比是单单实现了观看作用的观众，代表的是某种缺乏主动参与过程的观影方式，这样深层次的套层结构也将《误杀》烙印上了“元”的性质。

电影的魅力是多方面的，蒙太奇作为电影的特色，正是利用了这种受众心理，在解构主义下重构。剪辑大多要求与观众达到视点缝合的效果，要求无法感知连接点的存在，但观众的参与性也会急转直下，成为被迫输入信息的被动者。因此元电影在意指类似的电影机制时，主客体便都拥有了非强制性的思考，创新性也由创作主体向客体发生转移，达到元电影警醒自身的目的。

(二)元电影凸显梦境与现实壁垒的消融

电影是人为梦幻世界的重要载体，因为人眼所见的确切导致了虚构的真实，但元电影的特质却能够使观众在梦与现实中切换自如。电影是以大众消费为主导的商业片，建构了无数新奇的想象世界，叙述了大量编写的故事文本，在源于生活的同时提炼出中心意涵，实现梦与现实的双重叙境。

代入感对一部电影是至关重要的，当手机终端成为银幕，影院封闭环境带来的集中力已荡然无存，因此电影自身的言说方式在与受众的沟通方面，所起的效用日益加重。《误杀》中的大量交叉、比喻、心理等蒙太奇手段充分调动着观影时的注意力，例如电影中出现了数十次升格镜头，尤其是在雨中揭棺这场戏中的应用，缓慢降落的雨滴、无声的留白使观众真切地感知每个细节，感情升华的同时从幻梦中短暂脱离来进行思考；棺材装羊尸未知所利用的全知与限制视角转变，基于电影眼与观众的视点缝合，也是刻画悬念、制造反转的利刃。

在沉浸中不时中断是元电影的拿手好戏，同在场观众进行虚实相间的互动，形成思想上的共振，借此丰富影片除娱乐之外的多方面含义，提醒观众在短暂逃离生活时不忘思考现实。

(三)影像间隙的反身性

元电影对于影像本体的暴露不加掩饰，对其身为戏中戏的自我认知产生刺激，[6]呈现为叙事文本所具有的套层结构，实现了对某种电影事实的指涉意义，观众便在多重叙境的间隙中进行反身性自省。反身性最早用于哲学及心理学中，指以自身为对象进行指涉的理性能力，也延伸为电影媒介语言的自我反射的能力，强调电影艺术沉浸性之外的本体特质。

《误杀》中李维杰迷影者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了电影与观众的关系，观影时能够从中窥见阐释中的自我澄明和自知，即反身性的自我指涉。主人公与观众发生共鸣，从某种角度上看其价值观念代表了观众观影后的心理感受，影片主人公成为观众的自我指涉，表现为对其行为的高度认同。

然而当符合人脑幻想的影像世界呈现在眼前，从视觉与听觉的感官方面刺激神经，大脑飞速运转以接受全新信息时，反身性策略从内向外打破粉饰的完整性，撕裂电影机制的自我包装，对电影本体以及影视美学形态进行反思，不断提醒着影片中介与折射的性质，在感性与理性并重的条件下对这种方式产生思考判断，强调了电影艺术本体的学术价值。

三、观众主导式价值取向——“迷”与“元”的在地化

如今，我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电影市场[7]。电影行业也正朝着产业化、工业化迈进，艺术与商业平衡的讨论日益激烈，各类型电影也在逐渐转型，呈现杂糅的趋势，其内核便是以大众观影取向为核心的

(一)多种类型化的杂糅是在地化手段之一

《误杀》虽然翻拍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却利用在地化策略将多种类型化商业元素进行碰撞，迸溅出亮眼的火花，赢得不菲票房，为沉寂的元电影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影片悬疑感营造出色，将一些社会阶级对立的现实、肢体言语的黑色幽默、保护家人的亲情与斗智斗勇的刺激相结合，并配以后现代式的引用、戏谑等丰富的元电影手段来对迷影者进行刻画，谱写出多元化元电影类型文本，是时代潮流促使下的转变与创新。

抢占电影超级市场是电影业文娱双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在电影市场长期被好莱坞挟持的状态下，诸如戏剧效果强烈、戏剧冲突明显的模仿之作层出不穷，选用名导演、名演员、大制作等来博取票房的行为也数不胜数，但大都噱头十足后劲不足，票房口碑双下滑的形势严峻。商业片的成功首要在于本国受众的接受度亟待提升，深入群众针对民族特色来进行创作改变，利用在地化策略避免水土不服的现象，从而发扬民族风格优势，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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