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人的文化程度

士人从商已不足为奇，这时期确实出现有文化、懂管理、善经营的原士人子弟的商人，但商人总体文化程度仍不高，作品中王春宇自身文化修养受限，作为原士人子弟把其子文化教育高度定义为将来只是做账而已，书店阎楷也仅限于写票和做账，以及其他做小生意的商人就更无法谈及其文化水平。

(三)经商后使经济条件优越

清代中后期近百年期间，城市和乡镇经济发展日益繁荣，部分地区商人资本雄厚，《岐路灯》中宋云岫一次便可赚取一万三千多两银子；阎楷用其舅的本金，近十年便赚取两万多；王春宇由没落士人子弟变为几十万家财的大商户。白兴吾在谭绍闻为二十两银子焦虑时，也能轻易拿出二十两，可见二十两银子对他而言不是什么大数目，可二十两在当时却是一个帐房、柜台记账一年的工钱，二十两是小户人家一年的收入，可见清代中期商人在社会经济中条件相对优越。

(四)社交圈子广泛活跃

商人的社交圈子既广泛又活跃，《岐路灯》中王春宇是商人；谭孝移家是世代读书的地主；娄潜斋是耕读之家等，王春宇其妻与储对楼新娶云氏、地藏庵的法圆师傅是干姐妹；王隆吉对地藏庵了如指掌；宋云岫上京与表兄、谭孝移、汪荇洲等都很熟络，这些描写商人的社会关系使我们对当时他们社交圈子有一个广泛的了解。

(五)对神灵的虔诚信仰

清代中期，商人对神灵的信仰已很普遍，《岐路灯》中宋云岫在天津发一笔大财后，最隆重就是在天津各庙祭拜以此来感谢神灵的庇佑。山陕商人来谭家结账，至中午饭时，谭家备好酒菜，但因急需赶回参加关帝庙上梁仪式，商人的信仰芜杂纷繁，但对神灵极为虔诚和敬畏。

三、诚信的经营之道

商人的经营理念是经商中形成并坚持的信念，它对商业是否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岐路灯》经商理念体现在多种细节中，从商人日常用的算盘、天平、账本和对商品的介绍，商人世代累积自家的生意经。但清代中期，商人从独自经营到联合同行、同乡集体经营，充分体现了商人的智慧。

(一)算盘、天平、账本的蕴意

这三种物品看似平凡无奇但对于商人来说，他们是经商理念的诠释，算盘代表准确的计算，天平代表公平的买卖，账本代表清晰的账目。《岐路灯》中这三种物品放在王春宇家最醒目的位置，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暗含王春宇日后必成大业；阎楷是诚信买卖的典范；宋云岫为人豪爽，但谈及生意时精明毕现。

(二)重视商业宣传

春秋乃至更早就已经出现商业宣传，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清代中期商业宣传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庙会上、大街上从幌子、招牌、口头、印刷,还有实物、礼单、声响等多种宣传方式，可见商人为了出售商品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新店开业也丝毫不疏，场面宏大、气氛热烈，与现在开业仪式相比也不相上下。

(三)洞悉客户心理

《歧路灯》中把商人描写的入木三分，描写他们对待客户时的心理洞悉以及灵活经营。王隆吉熟知生意之道，十五六岁便可以独当一面；盛希侨因使钱散漫被部分商人抓住其特点，经常阿谀奉承极力讨好拉拢为主顾；王经千建议谭绍闻以借代揭也是如此，几年后欠息已定他又改弦易辙逼迫他还债，十足的“奸商”形象。商人是从贱买贵卖中获取利益，世人对他们印象中的“精明”、“奸诈”都是因职业性质所致。

(四)联合同行和同乡

当时商人已开始联合同籍或同行共同经商，这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作品中阎楷准备开店，不探望旧时朋友却忙见同行，足以说明他对同行的重视。会馆是同乡、同行联合的组织，是商人规划行情、商议、同行交易的重要场所，这类同行或同乡的商人会馆延续至今。

四、工商皆本的价值认同

《岐路灯》的作者是封建社会正统读书人，他肯定“工商皆本”，他怀着淑世之心写作，以现实的手法描写当时商人在社会各阶层中认知的变迁。作品中借助娄潜斋兄长之口介绍谭诵对商人持反对态度，劝他耕田或者读书才是正经行当。作者借助长者形象来宣扬自己传统的“重农抑商”观点。直到谭诵之子谭忠弼一代，对商人的看法方不再轻视，其内弟成为商人时他再没像父亲那样劝阻，可见传统的思想已受到冲击并逐渐改变。娄潜斋的“士农工商,都是正务”更直接表明部分开放人士对商人身份的认同，虽然在王隆吉辍学从商时觉得放弃学业很是惋惜，但也肯定了商业的社会价值。再到谭诵之孙谭绍闻，已对商人有了新的认知，谭绍闻不但与商人关系非同寻常，还娶商人世家的巫氏为妻，可见部分士人阶层已认可了士商平等，谭绍闻一度也曾有放弃士人身份从商的念头。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也促使商人的自我认同感不断变化，王隆吉之父虽从商很成功但对商人身份却感自卑压抑；谭绍闻之妻巫氏不受封建伦理约束，处处按照自己本心意愿行事，对自己商人家庭的出生没有丝毫的看低，这些皆证明当时商人阶层在追求利益面前人人平等。

文章来源：《商业故事》 网址: http://www.sygszzs.cn/qikandaodu/2021/0428/11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