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写完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歌的故事》，我忽然想到，我曾不止一次听音乐圈的前辈们说起，他们想要成为鲍勃·迪伦那样的音乐人。说这话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仿佛有微弱的光。

电影《阿甘正传》中，女主角珍妮在脱衣酒馆用吉他挡住赤裸的上体弹唱《Blowin'intheWind》，这时的画外音是阿甘，他说:“她的梦想真的实现了，她成了一名民谣歌手。”十三岁的年纪看不出讽刺，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鲍勃·迪伦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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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机刚刚支持MP3功能的年代，我无法找到这首歌的出处，但也会不时地哼起。影片中，阿甘一拳打向骚扰珍妮唱歌的酒客，并一把将珍妮抱离困局。我当时的想法和影片中那些嬉笑的酒客一样—她应该把挡住胸部的吉他拿走。

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来自鲍勃·迪伦，他一生的身份、褒贬和成就不胜枚举:无论早年作为民谣歌手艰难卓绝的理想主义生活，还是六十年代初便成为民谣界最闪耀的一颗星;他是知识分子，但同时也是个骗子，包括后来极具争议的摇滚转型、摩托车意外事故、诺贝尔文学奖......我又想起前辈们的话，我不确定他们是想成为哪一个鲍勃·迪伦。

再后来，我被周围的人不止一次问起，你想成为林夕那样的词作者吗?我脑中又无来由地浮现出珍妮在脱衣酒馆抱着吉他唱歌的画面，但我已经不想看她被吉他遮挡住的胸部了。

贰

最近买了一本书，是邹振东老师的《弱传播》，讲互联网舆论的，我放在床头不时翻起。语言是一门玄妙的学问，传播更是。一个做艺人总监的朋友说，每一次互联网传播介质的迭代，必会伴随一次音乐审美的降级。我在心里打算否决这个说法，但一时无法找出更好的论据。

我还是无法彻底介入这样完整的商业视角，在没有产生巨大的利益之前，我便不会被此裹挟，我似乎永远可以对自己说，我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经历过多次被侵权，被抄袭，迎合与自我之后，我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样符合逻辑。好的作品永远伴随思考，但创作应该纯粹，我对自己说，是这样的。

参

有一次，在酒吧约见一个经历了网络是非的朋友。当时她还没有从巨大的舆论中缓过劲儿来，她强打起精神说，起初并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什么，后来才恍悟事实并非如此。她说，她用生活的逻辑思考因果，但互联网自有一套逻辑。我说，多经历一些事，就是在这个时代里多得到一把解题的钥匙，我们都不是聪明的人，只能亦步亦趋，这是一个与直觉相冲突的时代，在网络上我们都无意识地伤害过别人。

我很想把邹振东老师的书借给她，但又想，如果消解内心负面情绪的方法是倚靠对规则的透视而非从自身道德行为上去自判，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们犯错之后是善于给自己开脱的，这是出于感性的自我保护，并非理智的本意，应该警惕。

朋友指出，我有一点说得不完整，其实何止是网络，即使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也曾无意识地伤害过别人。最后她说，如你所言，伤害并非本意，但切换到被伤害者的视角后，懂得理解，人生便多了一把钥匙。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人，对吧?我看着她沉浸在某种释然的情绪里，适宜地说道，我不太喜欢这里放的音乐，下次别来了。

肆

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将精力投入在音乐之外的别的地方。但逢人交谈最多的话题，还是会绕到我写的作品上，这让我感到有些烦厌和不安。曾几何时，来到北京做音乐，像一个巨大的新鲜而出离的梦。现在，我清晰地感受到，它正在失去作为一个梦境该有的幻觉。我还是会惯性地去反抗习以为常的一切，比如音乐这个梦做得太好，于是它就成为我反抗的新目标。

近来，我的创作对象不再有理想和虚无的光景。我会给每年要接的商业合作定下一个能够维持生活成本的数量。我不再钟情于场景的构建，它们有了更清晰的指向。如果一定要写，我也希望温暖一点。几乎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我走向了自己的新生活，故乡在我的文字里终于沉没。

周围的人不止一次问起，你想成为林夕那样的词作者吗?不想的，我这样说。曾几何时，我也可以选择像珍妮一样脱下衣服，站上台去，但现实没有阿甘替我向生活挥去拳头，人生是这样的困局。

伍

三月，北京的天色蓝得像一片廉价的墙纸。你最近在做什么?老朋友叙旧时总会问起。我最近什么也没做，健身，吃饭，计划旅行，看电影。偶尔倒计时，想着该醒了。

文章来源：《商业故事》 网址: http://www.sygszzs.cn/zonghexinwen/2021/0323/10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