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件之后，人们对都柏林历史的学术研究收效甚微。事实上，在很多方面，老都城融入新爱尔兰的过程颇为艰难。其特别的英系历史经历使其无法轻易适应民族主义为主导的大环境。对新政权来说，公民道德建设完全排不上议事日程。无论是位于城中的民族文化机构，还是当地政府，即都柏林市政厅，都没有资源和远见支持和发展都柏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由个人爱好者管理的一所城市博物馆于1944年开馆，一直低调运作。国立博物馆对都柏林历史的处理态度（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仅限于庆祝一下复活节起义而已。

“老都柏林学会”成立于1934年，几十年来，一直是学会的业余爱好者将都柏林的过去展现在大家面前、让人们熟知。他们偶尔也会发表演说、呼吁对其进行保护。通过回顾，我们看到1952年出版的莫里斯·克雷格（Maurice Craig）的著作《都柏林社会和建筑史》（Dublin: 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这是对都柏林历史进行严谨学术研究的开始。这本书对都柏林两百年来的自然历史所做的讲述，文字优美、描写细腻，不仅高超的学术水平贯穿始终，其说理过程也是透彻、深刻，入木三分。克雷格认为，由奥蒙德伯爵提供保护的“复辟之城”是“乔治王”时期都城的仿制品。其全盛时期是在18世纪晚期，社会和政治领域由新教统治阶层全面掌控，到1801年英-爱议会联盟成立之后便基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克雷格的这份研究很有价值、一版再版。最近三十年里也出版了很多关于都柏林历史的书籍，数量大为可观，前所未有，部分可做典藏，其他则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普及读物。再就是贯穿20世纪70年代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公开论战：当时，在伍德码头（Wood Quay）和基督大教堂（Christ Church Cathedral）之间发现了维京时代的文物宝藏。公众对这座中世纪小城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由于一个考古研究项目一直处于进行当中，并且以《中世纪的都柏林》为名出版了系列专著，借着这样的东风，遗址得以保存下来。无论在考古、建筑还是文献方面，对中世纪后的研究，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著述颇丰。

自1988年都柏林千年庆典以来，对城市历史所进行的研究、思考和著书比之前一千年间所做的都更多。想到这一点，会让人颇感欣慰。

一位詹姆斯·乔伊斯的同时代人在1902年写道：“都柏林就是一座大村落，一个肮脏的村落，谣言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几乎一个世纪以后，一位颇有见地的外乡人对都柏林的特点做了这样的概括：“社区内的居民关系密切，这在如此规模的城市里并不多见，人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各个阶层都不乏文韬武略、机智应对之士……”乔伊斯在《都柏林人》和《尤利西斯》中，捕捉到这种市井谈天的情景。自那以后，很多写作高手对此都有成功尝试。历史文献很少能够捕捉到口语语言的力量，而有实体的手工艺术品则完全不能。现在有关现代都柏林的声像资料极为丰富，但从史学家能够采用的角度讲，时间上不够久远不说，内容也过于繁杂。所以，文字记载的历史只能建基于文献、历史图片、建筑、考古以及物质文化上。

我在这里的目标是尝试理解过去，而不是再造。但是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有些演员却将同台人挤进了阴影，因为那些有能力、富有的成年男性主导了20世纪前所有形式的历史记录，这一点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任何一篇常规的历史分析中。退一步讲，如果我在这里的目的是理解都柏林的演变史，那么焦点就应该仍然特别停留在确实有影响力的人群当中。小人物的声音，即使是在20世纪也无人听到——就是那些囚犯、无人收留的病人，以及受欺凌、虐待的人们——他们在历史记录中寂静无声，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毫无办法，对城市的发展也毫无影响力。唯有非常事件、自然灾害、爆炸和恶性犯罪才构成都柏林人的杂史，这些杂史只会被正常历史隐藏；在可能的情况下，这类能说明问题真相的配角人物才会被善加利用。

作者丨[爱]大卫·迪克森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张进

导语校对丨赵琳

文章来源：《商业故事》 网址: http://www.sygszzs.cn/zonghexinwen/2021/0806/13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