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运河区域也是徽商分布的要地，尤以临清、济宁数量最多。临清踞会通、漳卫诸河，有户部钞关与仓厂、工部砖厂与船厂，为著名商埠与码头，号称“富庶甲齐郡”［10］卷11《艺文志三·诗词》，有着吸引商人的政治、交通优势。徽商在临清诸商中占有绝对优势，据明谢肇淛《五杂俎》载“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11］289，他们长期在临清经营，甚至加入了当地户籍，融入了临清地方社会，成为了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歙县人黄文茂，“善于治生，商游清源（临清），清源北临燕赵，西接三晋，为都会地，亦多大贾。大贾人争务奢侈，公折节为俭，任人择时，以此起富。公又勤力，……赀日饶，益业日丰，大雄于齐鲁、新安间矣”［3］87。济宁为山东另一著名商埠，“正当南北要冲，人民殷富，户口繁庶，比临清更胜”［12］260，不但是明清河道总督驻地，而且交通发达，居全河中枢，南北商贾汇聚于此。徽商在济宁建有会馆，有七进院落，房间八十余间，用于日常的商业交流与生活娱乐。他们在济宁长期经营，从事诸多行业，形成了强大的商业实力，对济宁城市的市场网络与商业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临清、济宁外，张秋镇也是徽商的一处重要据点，张秋夹河为城，为明清北河工部分司衙署驻所，既是河工要地，又是商业枢纽，为“河济一都会”，镇内有南京店街，“盛时江宁、凤阳、徽州诸缎铺比屋居焉”［13］卷2《街市》，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山东运河南部城市峄县也有徽商驻足，如歙县人徐平仲“因族之商峄县者，遂起家峄”［14］卷68《礼部仪制司主事徐平仲墓志铭》。不过总体看来，明清徽商在山东运河区域的力量是弱于晋商的，德州、聊城、张秋、宁阳、汶上都有山西会馆的分布，而徽商则主要占据临清、济宁等大城市，在一般的县或镇分布不多，无法与江南地区形成的从上到下的市场网络体系相提并论。

江南地区的苏浙两省是徽商在运河区域最主要的分布地。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徽州离江南更近，方便人员、商货的往来；其次，苏浙两省交通发达，运河畅通，加上与运河相贯通的自然河道众多，有大量的码头与港口；最后，江南地区早在唐代其经济发展程度就已超过北方，该区域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一般的市镇，其商业的规模均高于江北地区，有着吸聚商人、货物的优势。正是靠着这些便利，徽商遍布于江南地区的城市、镇集，甚至村落，“徽为富郡，商贾遍天下”［15］卷7《人物》，“徽州人以商贾为业，宏村名望族为贾于浙之杭、绍间者尤多”［16］卷15《艺文》。在淮安、扬州、苏州、杭州等运河名城，聚集了大量的徽商，成为了影响区域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从政录》亦载：“向来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赀以七八千万计。”［17］卷2《姚司马德政图叙》扬州临长江、运河，交通发达，“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3］109，徽商对于扬州的崛起与繁荣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苏州自古繁盛，阊门为苏州门户，“上津桥去城一里许，闽、粤、徽商杂处，户口繁庶，市廛栉比，尺寸之地值几十金，筑室者争其址”［18］卷5《坊巷》，整座城市的兴旺可见一斑。杭州是徽商较早踏足的城市，“今钱塘江滨，徽商登岸之所，即谓之徽州塘也”［19］卷5《市镇》，“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20］卷2《风俗》。除京杭运河城市外，绍兴、宁波等浙东运河城市也有相当数量的徽商分布，商业影响力也很巨大。

与华北运河区域徽商主要集中于中大型城市不同，江南地区的县城、市镇受到大城市商业的辐射，同时自身经济也很发达，也是徽商重要的商业据点，其建构起了大小结合、层次清晰、相互影响的市场网络体系。如苏州府嘉定县南翔镇“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21］卷1《市镇》。嘉兴府平湖县新带镇“有中市、东市、西市，有花街，有上塘、下塘，饶鱼米、花布之属，徽商麇至”［22］卷1《舆地四·都会》。杭州府于潜县“铺路左达杭湖，右通徽歙，商旅往来，络绎不绝”［23］卷1《铺站》，塘栖镇“去武林关四十五里，长河之水一环汇焉。东至崇德五十四里，俱一水直达，而镇居其中，官舫、运艘、商旅之舶，日夜联络不绝，屹然巨镇也，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24］卷18《风俗》。江南市镇兴盛的推动力除拥有交通方面的优势外，自身经济力量的雄厚及不同产业的合理布局，也是吸纳各地商帮、商货集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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