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材业也是徽商从事的重要行业，从业者多来自婺源，“徽多木商，贩自川广，集于江宁之上河，资本非巨万不可。……然皆婺人，近惟歙北乡村，偶有托业者，不若婺之盛也”［3］179。早在明永乐年间，徽州、处州两地商人就已通过运河贩运木材。徽商所贩木材除来自川、广等边远省份外，徽州本土也出产良材，休宁“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35］卷1《风俗》，“徽处万山中，每年木商于冬时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涨，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为力甚易”［36］906，所贩木材除作为建筑材料外，还经常用来修造漕船。通过以京杭大运河为枢纽的水路贩运木材，不但省时省力，而且直达著名商埠杭州、苏州、南京、扬州、淮安等地，无论对于当地公共设施建设，还是国家漕船修造，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上述经营的主要行业外，徽商足迹遍天下，在粮食业、刻书业、颜料业、锻造业、陶瓷业、药材业等行业也屡有建树，他们以大运河、官道作为交通线路，以车船作为交通工具，将不同区域的货物贩销到全国市场，一方面促进了人口、经济、文化的流动，刺激了城市的崛起与市场网络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也使徽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运河区域独擅其美，成为了影响国家与区域社会经济的重要商业群体。

（三）运河区域的徽商会馆

商业会馆是同省商帮、商人联系的纽带，也是商业经营群体在实体建筑上的标志与符号。徽商在运河区域的重要节点城市建有大量的会馆，这些会馆不但是商人聚会、娱乐的公共空间，对于增进乡情、乡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商业交流的重要场所。

江北地区徽商会馆主要集中于北京、天津、济宁等运河重镇。如清代李虹若《都市丛载》载，北京有徽籍会馆二十余所，其中安徽会馆在琉璃厂南后孙公园路北、徽州会馆在前门外繇儿胡同、歙县会馆两所在宣武门大街路西与南半截胡同、黟县会馆在南半截胡同、绩溪会馆在椿树头条胡同路北、休宁会馆两所在绳匠胡同路西与长巷上四条胡同、婺源会馆两所在石猴街路西与大耳胡同路南［37］卷3《安徽》，其他还有庐州会馆、颍州会馆、泾县会馆、旌德会馆、太平会馆等，分布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这些会馆既有商人商业会馆，也有供赴京考试徽籍学子食宿的会馆，甚至某些会馆有着综合性的功能与作用，常有达官贵人在此聚会宴饮。天津也有安徽会馆，位于李公祠旁。济宁徽商云集，亦建有会馆，房屋八十余间。

江苏运河区域商业发达，徽商数量众多，会馆分布也最为广泛。苏州有安徽、江西、广东、岭南、新安、宝安、潮州、浙宁等会馆二十余处，其中安徽会馆在南显子巷，新安会馆在五图义慈巷东［38］卷30《舆地考·公署三》。江都县有徽国文公祠，又名徽州府六邑公馆。徽国公朱熹被徽州诸商视为乡土神，在异地经商时，为朱熹塑像并祭祀，一方面可以利用其号召力，树立徽商“儒商”的形象，增强文化上的感染力；另一方面对于团结人心，以桑梓之情作为联系纽带，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于清嘉庆年间，有正殿三间，分供协天大帝关羽、忠烈王汪公大帝、东平王张公大帝，同时建有殡舍、义冢、行馆、驳岸，购有公置田产，“会馆自创始以来，暨堂中一切公需资费较巨，皆赖同乡竭力襄助”［39］355-357。浙江杭州柴垛桥有安徽会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为旅浙全皖高等小学，从会馆改制为新式学堂，为徽籍子弟接受新式教育提供了场所与经费［40］卷17《学校四》。乌程县朱文公祠在眺谷铺，“乾隆二十八年徽人汪堂巴、钟灏、戴永标等建，名新安乡祠，余屋为徽州会馆”［41］卷40《祀典》，在这里乡祠与会馆合为一体，更增强了乡土文化的凝聚力。

明清运河区域的徽商会馆在分布数量上江苏最多，浙江、北京次之，山东再次之，天津、河北较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商业的发展程度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与地理上距离的长短也密不可分。江苏运河畅通、商埠数量众多，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徽商前来经营，浙江距徽州较近，有水路相通，所以也是徽商的重要聚集地。而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有着广阔的市场，自然吸引着徽商的注意力。山东、天津、河北等运河区域虽然也有着较为发达的商业城镇，但在密集程度、商品的专业分工上不如江浙地区，同时这些省份晋商的实力超过徽商，所以徽商会馆的数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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