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运河区域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集聚了大量的商人、商货，徽商作为其中重要的力量，其之所以能够立足运河沿岸城市，是与互帮互助的桑梓文化、团结一致的宗族观念、合作共赢的商业精神分不开的，靠着这些商业文化的支持，加上徽商的诚信经营、勤于商事，才使徽商的品牌与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了运河区域的著名商业力量。而“贾而好儒”则是徽州“东南邹鲁”乡土文化的外在体现，无论是经商途中儒家文化的发扬，还是勉励子孙读书入仕，这说明在徽州“重商”的外表下，商业经营获得利益只是维持较好生活的物质基础，而最根本的目的则是通过“好儒”而进入权力阶层，从而实现家族荣誉与人生理想的双重辉煌。

结 语

明清两朝，徽商在运河区域数百年的经营，一方面积聚了巨额的财富，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力量；另一方面也影响了运河区域城市的兴衰、市场的建构、国家物资的需求。徽商的崛起，除得益于其从商人员众多、实力雄厚、官方扶持外，还与其艰苦创业、诚信经营的商业理念密不可分，通过多种经营，转运南北，互助合作，徽商在运河区域站稳了脚跟，并且在与其他商帮的竞争中逐渐占据了优势，他们通过运河水路贩运商货，辗转于北京、临清、扬州、杭州等大城市，甚至连江南部分市镇也是他们重要的经营场所，正是靠着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徽商形成了著名的商业品牌。而正确的义利观及对经商所在地的利益回馈，加上大量慈善工作的进行，使徽商在经营地树立了良好的影响，被当地民众所接纳，逐渐融入了运河沿线社会。而“贾而好儒”与“力求仕进”则是徽商商业理念的继续与延伸，即经商除满足生存、生活外，还可以为子孙后代科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实现身份与地位的飞跃，进入传统社会中的权力阶层，实现人生理想与社会价值。

注释

①传统意义上的华北运河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四省。

［1］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M］.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5.

［2］徽州府志［M］.明弘治刻本.

［3］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M］.合肥：黄山书社，1985.

［4］旌德县志［M］.明万历二十七年刻本.

［5］桐城县志［M］.清康熙二十二年增刻本.

［6］朱益新.歙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7］王景象.歙县泽富王氏宗谱［M］.明隆庆六年刻本.

［8］许承尧.安徽省歙县志［M］.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9］许承尧.歙事闲谭［M］.合肥：黄山书社，2001.

［10］临清县志［M］.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11］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12］吕熊.女仙外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3］张秋志［M］.清康熙九年刻本.

［14］王铎.拟山园选集［M］.清顺治十年刻本.

［15］平湖县志［M］.清乾隆十年刻本.

［16］黟县志［M］.清道光五年刻本.

［17］汪喜孙.从政录［M］.清道光中汪氏自刻本.

［18］苏州府志［M］.清光绪九年刻本.

［19］杭州府志［M］.清乾隆刻本.

［20］徽州府志［M］.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21］嘉定县志［M］.明万历刻本.

［22］平湖县志［M］.明天启刻本.

［23］于潜县志［M］.民国二年石印本.

［24］塘栖志［M］.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25］扬州府志［M］.明万历刻本.

［26］歙志［M］.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

［27］姚莹.东溟文集［M］.清中复堂全集本.

［28］续纂山阳县志［M］.民国十年刻本.

［29］黄卬.锡金识小录［M］.光绪二十二年木活字本.

［30］许仲元.三异笔谈［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31］明神宗实录［M］.台北：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32］汪道昆.太函集［M］.明万历刻本.

［33］嘉兴县志［M］.明崇祯十年刻本.

［34］临清州志［M］.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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