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徽商在运河区域的商业经营

明清时期不同商帮从事的商业经营既有共同的方面，同时也有着较大的差异。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与行业赢利效益高低有很大关系外，同时也与商货产地、商人偏好、商业经营理念、区域市场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明清徽商从事的行业主要以盐、茶、布匹、典当、木材为主，从事这些行业的徽商不但人员数量多，而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官方的支持，在行业经营中有着重要影响，甚至直接关系到市场稳定与国家需求。

在中国古代社会，盐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为官营物品，属国家财政收入重要组成部分，徽商能够取得盐的经销权，除其官方背景强大外，还与其雄厚的实力密不可分。徽商盐业活动的主要区域在淮扬一带，属两淮盐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食盐产区之一，大量食盐通过运河与长江水道销往两湖、安徽、江苏、江西等地。明嘉靖年间商人分为边商、内商、水商，其中内商“多徽歙及山陕之寓籍淮扬者，专买边引，下场支盐，过桥坝，上堆候掣，亦官为定盐价，以转卖于水商”［25］卷11《盐法志上》。万历《歙志》也载“邑中以盐策、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26］卷10《货殖》。可见徽商在两淮盐业中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属执牛耳者。著名的盐业商人如：歙人黄五保“挟赀治鹾淮阴间，善察盈缩，与时低昂，以累奇赢致饶裕”［3］110；休宁人汪福光“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如履平地，择人任时，恒得上算，用是赀至巨万”［3］118。诸多徽商凭借着精明的商业头脑，加上长期商业经验的积累，成为了淮扬盐业的操控者。不过随着清代中后期运河的淤塞、战乱的频兴，两淮徽商的盐业经营也陷入了困境，“徽、西大商，昔日数百万之赀者，今无一人，百计招徕，小商仅足应课，又为积残滞引，侵占新纲，故完课不能如额，此商之绌也”［27］《文后集》卷8《赠汪孟慈序》，“乃纲盐改票，昔之甲旅夷为编氓，漕运改途，昔之之巨商去而他适，百事罢废，生计萧然”［28］卷1《疆域·风俗·物产》，可见传统漕运的衰落对盐业也产生了巨大冲击。

明清饮茶之风盛行，徽商中有大量人员从事茶叶贸易，同时徽地的黄山、六安、祁门、霍山等地也盛产名茶，从而为茶的运销提供了地利之便。徽商贩茶路途遥远，“歙之巨业商盐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3］171，其中运河区域的北京、临清、济宁等地均为较大的茶叶转销枢纽。至清乾隆间，徽州茶商聚集京城者有一百六十六家，小茶店不计其数，在京城茶叶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临清、济宁两地位居运河中枢，商贩云集，大量安徽茶商在两地或设店经营，或以此为转运枢纽，通过水路销茶至河北、京津等地，甚至有远销至口外者。

明清运河区域的布业市场也很兴盛，临清有大量徽州布商，他们不但经营贸易，而且积极参与公共事业，如从事临清布业的徽商王道济曾参与修建舍利塔。另一城市无锡盛产布匹，“坐贾收之，捆帮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尝有徽人言，汉口为船码头，镇江为银码头，无锡为布码头”［29］卷1《备参上》。无锡与淮安、扬州、高邮、宝应等地以运河相贯通，布匹通过水道运输不但省时省力，而且这些区域人口密集、商业发达，对于布匹的需求量巨大。新安汪氏设布店于苏州，巧为居奇，“用者竞市，计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30］80，积累了巨额财富。

明清徽商从事典当行业的人员众多，万历时河南巡抚沈季文曾言“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31］卷434，万历三十五年六月丁酉条，“典商大多休宁人，……治典者亦惟休称能，凡典肆无不有休人者，以专业易精也”［3］155。运河区域作为商贾云集、人烟辐辏之处，对于金钱的需求甚于别处，加之货物交易需要资本支撑，所以典当行业异常兴盛。休宁人孙从理在浙江吴兴县经营典当业，“什一取赢，矜取予必以道，以质及门者，踵相及，趋之也如从流”［32］卷52《南石孙处士墓志铭》，汪栋治典业于吴江县平望镇“典业则择贤能者委之，因材授事，咸得其宜”［3］163。嘉兴为江南富地，赋多役繁，居南北孔道，“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又以田农为拙业，每以质库居积自润，产无多田”［33］卷22《艺文志》，临清“两省典当，旧有百余家，皆徽浙人为之”［34］卷11《市廛志》。其他如北京、扬州、泰州、苏州等运河城市也有着大量徽州典当商人，他们几乎垄断了部分运河城市的金融市场，在当地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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