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管理方面，地方固定收入全部划归地方，统一比例分成收入全国以省市为单位按统一比例分成，调剂比例分成收入以省市为单位确定不同的分成比例；计算地方正常的年度支出剔除特殊性支出的数字，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支出由中央统一拨款；除税收制度的改变、企事业隶属关系的调整和行政区划变更的因素外，地方固定收入的项目、统一分成和调剂分成的比例、余额上缴和差额补助的数额三年不变，地方可在收入范围内自行安排支出；地方在结余和预算的编制上有更大的自主权限；地方可以用自己的收入举办一部分基本建设事业，但必须报中央主管部门审核。[27]

从内容上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意见》无疑是在《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展开，已经更为细化。另一方面，《意见》中的内容只是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初步设想，更大程度上是下发给地方作为座谈交流的基础，相关规定还须征求地方意见。因此，陈云在转发这一文件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在中央全会以前，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准备分区召集各省市同志组织几次讨论。”[28]

（二）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同地方部门座谈。7月下旬，陈云、李先念前往青岛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有华东、东北、华北一些省和自治区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会，并就《关于在若干工作中划分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问题的意见》同柯庆施、江渭清、江华、曾希圣交换意见。8月8日，陈云、李先念主持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经济体制改进工作座谈会。陈云指出：“我们这次会议是解决最必要的。这次工业、财政、商业的解决了后，主要问题就算都解决了。”在座谈过程中，陈云对地方负责人就地方收购和销售计划的机动权、地方对中央企业权限、城市建设资金来源等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上的意见或者做出解释，或者表示将问题带回北京研究。在涉及到的财政问题上，李先念发言说：“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就是把地方财政给地方，把中央财政分给地方一部分。”[29]在综合平衡问题上，陈云提醒地方未来中央大概要拿出三十到三十六亿元给地方，因此地方在扩大权力后要将权力用好。“这个钱做什么用？许多同志有兴趣搞农业、搞水利、还可能搞肥料生产，也可能建设工业。”“地方使用这笔钱，使用在什么方向，各地要很好注意。”[30]

8月12日，陈云到北戴河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向与会者介绍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设想并起草《在上海召开华东、中南、西南九个省市的体制问题会议的通知》，提出8月21日在上海召集沪、苏、浙、皖、鄂、湘、赣、粤、川九省市相关负责人,讨论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制定的《关于在若干工作中划分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问题的意见》。在《通知》中，陈云、李先念提出准备将关于改进财政管理的意见中地方财政收入的部分改为“原属地方省市企业的收入，全部划归地方，不与中央分成；中央下放给地方管理的企业，以每年企业利润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分给省市，作为地方收入”[31]。北戴河会议结束后第二天，陈云同李先念前往上海主持九省市体制工作座谈会。

在这前后，薄一波就改进计划制度向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提出三点主要意见：第一，依据是否需要国家进行平衡和控制的原则对国民经济实行“大计划、小自由”的计划工作制度；第二，将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分为国务院、中央部和省市区、基层单位三级，将国务院管理的指标分为指令性指标、参考性指标、计算性指标三类，实行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制度；第三，简化计划程序和不必要的表格，使各级计划机关能更好地加强调查研究和综合平衡工作。[32]

上海座谈会结束后，陈云又委托国家经委召集来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省、市、自治区计委主任、副主任座谈，在综合各地方部门及苏联专家的意见后，对《关于在若干工作中划分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问题的意见》的草案进行修改，分别制定出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件草案，并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进行讨论修改。在讨论的过程中，针对指令性指标问题，部分部门负责人提出将工业产值指标改为工业商品销售收入的同时保留工业考核指标。对此，陈云提出销售收入和成本考核指标可作为参考指标，由各部自行决定。针对各工业部门实现利润提成留取比例是百分之三十还是百分之五十的争论，陈云提出定为百分之四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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