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至10月9日，陈云主持起草的三份草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基本通过。24日，陈云在八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就改进体制工作应注意的问题提出四点说明：首先，“中央某些职权下放后，必须加强对各个地方的平衡工作”。这是由于各级单位分散，职权下放后，地方可能忽视全局，不利于整体计划。其次，“地方要切实掌握资金的投放方向”，应将其主要投向同发展农业生产有关的领域。第三，“财政体制一经改变，必须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以防止和减少贪污、浪费现象。第四，“中央和地方各种分成制度，基本上三年不变；但执行一年以后，如果有不适应的地方，应该有局部的调整”。[34]

（三）三份关于改进经济管理体制方案出台。八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陈云代国务院起草出《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三份文件在7月份《关于在若干工作中划分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的意见》的基础上，对一些改进办法规定得更为详细。

例如在工业管理体制上，对条条申请、条条分配、块块调剂的物资供应办法和地方部门调配物资的原则进行了详细说明；对所有地方能够参与利润分成的企业，实施地方与中央二八分成。在商业管理体制上，增加了对各级采购供应站的管理办法，即对中央商业部在生产集中的城市或口岸的采购供应站（一级批发站、大型冷藏库、仓库）以中央商业部门领导为主、地方领导为辅，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采购供应站实行地方商业行政机构领导为主、所在地方政府领导为主的双重领导；地方在收购计划和销售计划总额执行上的机动幅度提高到百分之五上下；中央各商业部门同地方应该进行分成的利润，百分之二十归地方，百分之八十归中央。在财政管理体制上，地方参与分成的企业的利润，百分之八十归中央，其余归地方；地方国营企业和地方公私合营企业需增加的流动资金的百分之三十由地方解决，其余百分之七十以及中央划归地方的企业所需增加的流动资金由中央拨款或地方贷款解决；用于补足省、直辖市的地方固定收入、企业分成收入低于正常年度支出的部分即为调剂收入，该收入占省、直辖市全年所有调剂收入的百分比即为当地应得的调剂收入的分成比例；省、直辖市的地方固定收入超过正常年度之外而要上缴的部分占地方固定收入的百分比即为上缴比例；地方原有的包括工商业税附加、农业税附加和城市公用事业费附加在内的各项附加收入，皆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且不列入预算；工商业税附加的比例为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之总额附征百分之一；地方机动财政收入的限度三年内约为三十亿元到三十六亿元，但在一年后可以根据执行结果进行局部调整；此外还增加了关于民族自治区财政政策的规定。[35]

总体来看，三份文件在具体内容上更加细化合理，基本反映了当时改进体制的方针。11月8日，三份文件在国务院第六十一次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在11月14日的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四次会议上获得批准，并由国务院下达，从1958年开始正式实行。同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评论：“改进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财政管理的体制，无疑给了地方迎接生产高潮、组织生产高潮以很大的助力。”[36]

四、结语

根据现有资料，在国务院颁布有关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份文件后，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就逐渐淡出视野，最终不再活动。其原因大致有两点：

一方面，由于长期高强度的工作，陈云“两年来，不是大腿、全身发痒，就是额部、颈部、头皮起很大的发痒疙瘩”，在8月份上海体制座谈会期间，陈云的病情更加严重。11月10日，陈云致信周恩来并转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提出想到上海检查病因，周恩来当天批准。自此，从1957年前往上海一直到1958年2月上旬，陈云事实上已经暂时离开工作岗位。[37]作为组长，陈云的离开无疑对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从1956年1月到1958年5月，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一直反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而自八届三中全会起，毛泽东开始在党内公开批评“反冒进”。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评国务院财经部门“只给成品，不给材料”，并将“反冒进”提到政治上进行批判。刘少奇对此解释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而当时负责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正是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38]之后，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多次就“反冒进”问题进行自我批评。1958年2月18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时提出财经各个部门“分头向主席、中央汇报”以及“政府的财经部门有一个人能够参加到书记处经常反映问题，许多文件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帮政治局滤一道，书记处抓政府的工作”[39]，即政府工作要及时向中央汇报、沟通。接着，李富春、李先念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以此便于将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到书记处讨论。这在实质上加强了党中央对政府部门的直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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