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同时直接改变了经济工作的决策程序，这无疑是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不再活动的重要原因。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为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为副组长，成员包括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赵尔陆。中央财经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并且“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40]可见，中央财经小组相较于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已不再是“根据中央决策统一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机关”，以至于“后来活动日益减少，乃至无形中不再发挥作用”。[41]

中共中央在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三份决议的基础上，于1958年大规模下放包括中央所属的企业、计划管理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财权和税收权、商业和银行等管理权等管理权限给地方。权力下放的本意是协调中央和地方间的经济关系，促进国内综合平衡。然而实际上“当时的放权只是在政府内部进行的权力分散化”[42]，地方在获得经济管理权限后由于对经济建设的冒进，综合平衡反而被打破，这无疑助推“大跃进”运动的发展。

总之，经过1956年的“反冒进”，中共八大确立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而后，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包括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压缩基建规模、制定财政预算等，始终十分注意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国内“综合平衡”的问题，力求实现经济的稳步前进。1957年间国内的经济工作基本是由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具体主持，从成员组成及决策权力的角度来看，其在中共历史上成立过的众多“小组”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注释

①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成员的职务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和《陈云传》整理。其中，第三办公室协助总理掌管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地质部、建筑工程部的工作；第四办公室协助总理掌管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地方工业部、劳动部、中央手工业管理局的工作；第五办公室协助总理掌管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并负责指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第六办公室负责协助总理掌管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工作；第七办公室负责协助总理掌管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的工作；第八办公室协助总理掌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并负责掌管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作。

[1]武力.陈云与1957年前后中央地方经济关系的调整[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1)：64—70；张金才.陈云与中央财经工作领导机构的变迁[J].北京党史,2013(1)：24—28；牛建立.周恩来与1956年国务院体制改革会议[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3(3)：281—284；胡安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与经济体制改进[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1)：41—49.

[2]吴晓林.“小组政治”研究：内涵、功能与研究展望[J].求实,2009(3)：65.

[3][8][10][14][24][3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550.552—

[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G].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657.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1.

[6]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49—250.

[7][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十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66.321—344.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十五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0.

[12][22][28][31][39][41]陈云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13]房维中，金冲及.李富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493—497.

[15][38]李先念传（1949—1992）：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340.419.

[16]黄克诚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423.

[17]董志凯，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50.

[18]毛泽东年谱：第三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73；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527.

[19]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552.

[20][21][29]李先念年谱：第三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7.31.

文章来源：《商业故事》 网址: http://www.sygszzs.cn/qikandaodu/2021/0308/9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