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在这种“永恒的不确定，抑或说确然可期的压迫”之下，那些“资财雄厚和富有经商才干之人”都不愿犯险经商，也不愿培养其子女去经商，因为“一位暗弱君主的一念之想，一位腐化宠臣的临时起意，都将让其所有的辛劳和希望在瞬间化为乌有”。因此，除了“那些用以支撑宫廷奢侈和邪恶的贸易”，其他的任何贸易都不可能在专制政府之下长存。(111)Henry C.Clark(ed.),Commerce,Culture,andLiberty:ReadingsonCapitalismbeforeAdamSmith, Liberty Fund, 2003, ; p.197; ; p.416; p.409.不仅如此，特伦查德还进一步指出，出于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像路易十四这样的“专制君主，尽管在陆上可以拥有无限的权力，但他绝不能与海神相竞，并统治整个海洋世界”(112)Henry C.Clark(ed.),Commerce,Culture,andLiberty:ReadingsonCapitalismbeforeAdamSmith, Liberty Fund, 2003, ; p.197; ; p.416; p.409.。而蒙塔古夫人(Lady )，也充分地利用自己在德国的旅行经验，形象地阐明了“政治和公民自由”对于商业繁荣和公民经济福祉的重要性。蒙塔古夫人指出：

在德国，你不可能注意不到自由市与绝对政府之间的差异。在自由市，到处都洋溢着商业繁荣、人民富足的气息，街道净洁整饬，人声鼎沸，商品琳琅满目，而民众也衣饰干净，神态欢愉。而在专制政府的治下，除了一小撮人衣饰华丽，鲜衣怒马，你所看到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是衣衫褴褛，而街道也是又窄又脏，且年久失修，其居民都显得形销骨立，而且有一半的居民都是以乞讨为生。(113)Lady’sLetters, Vol.1. page 16，转自Joseph Priestley,AnEssayontheFirstPrinciplesofGovernment,andontheNatureofPolitical,Civil,andReligiousLiberty, p.31。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思想脉络中，在18世纪中叶遂产生了一个旨在探讨“公民自由”和“贸易”之间这种“友好的联盟”及其“互助”之本质的重要文本，也即威廉·哈茨兰德(William Hazeland)刊发于1756年的《论贸易和公民自由相互支持的方式》(“A View of the Manner in Which Trade and Civil Liberty Support Each Other”)。在文中，哈茨兰德指出，威尼斯、热那亚、荷兰和英国在现代历史上之所以成为“重要的贸易国”，绝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贸易”和“公民自由”这两个“强有力的原则”之间存在着“固定的联系和幸福的一致”(114)Henry C.Clark(ed.),Commerce,Culture,andLiberty:ReadingsonCapitalismbeforeAdamSmith, Liberty Fund, 2003, ; p.197; ; p.416; p.409.。那么，“自由”到底是以何种方式促进了“商业”？或者换句话说，到底是“自由政府本性”中的哪些状况“使其特别有利于商业”呢？(115)Henry C.Clark(ed.),Commerce,Culture,andLiberty:ReadingsonCapitalismbeforeAdamSmith, Liberty Fund, 2003, ; p.197; ; p.416; p.409.

首先是“自由国家的法律所提供给其臣民的财产安全”。

在一个绝对君主国中，有钱通常是不安全的。国家的急需，抑或权力的任性，都常常诱主权者(君主)——其意志是不可控的——利用手中每一种可得的手段去攫取已经聚敛起来的财富。这种攫取无论是以暴虐的密札为手段，还是借助于借贷这种阴险的借口，它们都是实实在在的、让人畏惧的痛苦。无论是土耳其帕夏的义正辞严，还是(法国)财政总监的巧言令色，它们都只是刽子手的伪装，同样会对commercial industry(商业勤勉或商业产业)造成致命的一击。意识到这些前例对于贸易所必然造成的恶果，头脑灵活的君主便采用各种劝服术(art of persuasion)，以平息那些有用的商人的恐惧和疑虑，并以无数的特许或豁免以恳请他们留下。君主们的这种骗术有时会取得成功。但是，在专制政府之下，贸易本身却是最为watchful and jealous(警醒的)，她自认为自己每时每刻都像是置身于敌国，一遇到任何警讯，随时都准备抽身而退。由于腓力二世的专制苛政，有多少商人和制造业者离开了尼德兰，并托庇于英国政府的温和监护之下！后来，由于路易十四的压迫和盘剥，法国又流失了多少能工巧匠！而在一个特权受到法律约束的地方，这种现象是闻所未闻的；在那里，如果最为卑贱的臣民感受到了压迫，整个政权的力量都准备为他赢得公正。现在，所积累起来的财富的安全而不受干扰地享受，被认为是鼓励商人甘冒风险和辛劳的最大的目标和酬赏，那么，由此便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哪里的政府能提供最大的安全，哪里便是贸易的驻所。(116)Henry C.Clark(ed.),Commerce,Culture,andLiberty:ReadingsonCapitalismbeforeAdamSmith, Liberty Fund, 2003, p.410; p.411; p.411;

其次是“自由国家所必然存在的财产平等”。哈茨兰德指出，无论一个国家处于何种艺术和改良阶段，凡是在“人们的财富几近平等的地方”，其中必然存在着“更大的花销，以及对于商品的更大消费”(117)Henry C.Clark(ed.),Commerce,Culture,andLiberty:ReadingsonCapitalismbeforeAdamSmith, Liberty Fund, 2003, p.410; p.411; p.411; 。而与之相较，与“绝对国家”相伴而生的“财富”的“极端不平等”，必然会制约消费，并进而对商业造成致命的打击，因为正是对于制造品的“巨大的国内消费”才催生了“特定的贸易艺术”。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整个民族要么极富，要么极穷的地方”，绝大多数民众的欲求必然只能局限于“自然的贫乏供给”(118)Henry C.Clark(ed.),Commerce,Culture,andLiberty:ReadingsonCapitalismbeforeAdamSmith, Liberty Fund, 2003, p.410; p.411; p.411; ；另一方面，绝对国家中所存在的极端的贫富不均，也必然会制约权贵们的消费动机和消费欲望。哈茨兰德指出，在绝对国家中，名门贵要们虽然富可敌国，但由于其“特出的地位”(exalted station)，故而鲜能遇到其“同侪”(equals)，也很少出席各种公共集会，并参与各种亲昵的娱乐和社交活动，故而基于比较的“活跃的攀比原则”(the active principle of emulation)很少能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而正是“同侪”之间的这种“活跃的攀比原则”促成了花样翻新的消费。此外，在“绝对国家”中，“富人也常常是世家大族”，他们往往不愿自降身份从事商业，而“境况悲惨的”贫民则缺乏从事商业所必需的财富。故而，在这种情况下，“本土制造业”必然“卑不足观”，从而导致寻求“精雅生活之满足”的人们不得不转而“求购外货”，从而造成了“国内贸易的全面衰朽”，以及“能工巧匠”的大量流失。(119)Henry C.Clark(ed.),Commerce,Culture,andLiberty:ReadingsonCapitalismbeforeAdamSmith, Liberty Fund, 2003, p.410; p.411; p.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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