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续数百年的共和政体之下，罗马人要远比君主统治时期更为繁荣……(实行共和政体的)威尼斯也已繁荣了一千三百年：瑞士以及其他自由国家的平民，在财富、自由、和平以及幸福方面难道不是远超那些专制国家的臣民吗？我们联合省的邻居，自从改变了政体之后，在财富、自由、贸易和力量方面也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85)Jonathan Scott,CommonwealthPrincipl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55; p.255; ;

正是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之间相互对立的原则，带来了这种迥异的经济表现：因为在“君主制”下，“不义、压迫和奴役是平民百姓的命数”；而与之相较，在“共和政体”治下，人们会“发现司法得到公正的执行……因野心、继承权而起的内战和纷争的种子，将彻底被清除……随之而起的是一种良心、人身和财产的正当自由。”(86)Jonathan Scott,CommonwealthPrincipl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55; p.255; ; 在稍早一年刊行于世的《论自由贸易》(OfaFreeTrade, 1648)中，亨利·帕克(Henry Parker)则对共和政体(也即他口中的“popular states”)何以能臻至商业繁荣给出了自己的解答：“看到某些国家(尤其是那些民主国家)从其商业中所获得的如此巨额的岁入，让人不禁心生敬佩；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君主制国家)，尽管地理位置更为优越，尽管拥有各种便利条件，但却商业不兴。其原因可能在于：在民主国家(popular states)，商人通常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而在君主制国家，那些为国掌舵之人，通常既对贸易一无所知，也对商人少有尊重。”(87)Steven Pincus, “Neither Machiavellian Moment nor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Commercial Society and the Defenders of the English Commonwealth”,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 Vol.103, No.3(Jun., 1998), p.724.而弥尔顿(Milton)也给出了类似的解释。弥尔顿指出：“现今，贸易只能在像意大利、德意志和低地的自由共和国得以繁荣。”这是因为“在所有的政府中，唯有共和国最致力于让人民繁荣、富有德性、高贵和精神昂扬”，而与之相较，君主制的目标只是“为了王室威仪和挥霍而对人民……大肆盘剥；而且民众越是温顺、贫贱、邪恶和屈从，君主便越容易统治。”(88)Jonathan Scott,CommonwealthPrincipl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55; p.255; ; 而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也将伦敦的商业繁荣归功于其自由政府。在将其所编辑的哈林顿的《大洋国》敬献给当时的伦敦市长的“献词”中，托兰德指出：

伦敦之所以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上最恢弘、最美丽、最富庶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这全归功于其政府……自由是英国与所有已知世界的庞大商贸往来的真正源泉，自由是英国在美洲的许多富庶殖民地，以及散布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无数殖民据点的最初垦殖者：职是之故，我们的船只才遍及各大洋，凡是有空气的地方，都可以发现我们同胞的足迹，而所有自然或人造之物都被运至这个人类的大货场……自由让伦敦的市民变得如此煊赫……她将无愧于“西方的新罗马”这一名号，而且像旧罗马一样，她将成为世界的女王。(89)Jonathan Scott,CommonwealthPrincipl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55; p.255; ;

而在整个18世纪，在英法之间的“民族竞争”(national rivalry)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对于英国“怎么由它的商业而变得如此强大”的分析，一时间也成为法国政治经济学家所聚焦的中心，一如杜蒙特(Butel-Dumont)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全欧洲都聚焦于英格兰，希图通过考察他们的行动，以探知像英格兰这样一个小国，究竟是如何发展成为一个能够与大国平起平坐的强权的。”(90)Sophus ,Translatingempire:EmulationandTheOriginsofPoliticalEconomy, p.156; p.145.只是，对于法国的思想家而言，这样的探究又别有一番苦楚的况味，因为就地理位置和自然禀赋，法国似乎更有理由成为这样的“贸易强权”。正像《英国商人》(BritishMerchant)的编辑查尔斯·金(Charles King)所追问的那样：“难道还有哪个国家比法国更居于欧洲的中心吗？难道法国的地理位置让她不适合于贸易和航运吗？难道法国缺少一个出海口吗？难道她不是有着至少700英里的海岸线？难道其国土离地中海不都是在200到300英里之间吗？难道她缺少从腹地到沿海的内河航线吗？”(91)BritishMerchant, Vol.2, ed. Charles King(London, 1721), p.256, 转自Doohwan Ahn, “The Anglo-French Treaty of Commerce of 1713: Tory Trade Politics and the Question of Dutch Decline”,HistoryofEuropeanIdeas, 36:2(2010), p.171。而早在17世纪末，就法国优越的经济地理，普芬道夫(Pufendorf)曾如是写道：“法国一边紧靠地中海，另一边又濒临大西洋，而且两边都有诸多良港。不仅如此，法国国内河网纵横交错，再加上路易十四所开凿的加龙(Garonne)和奥德(Aude)两河，从而将大西洋和地中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表明法国非常适合于贸易。”(92)Doohwan Ahn, “The Anglo-French Treaty of Commerce of 1713: Tory Trade Politics and the Question of Dutch Decline”,HistoryofEuropeanIdeas, 36:2(2010), p.171; p.173.既然法国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禀赋非常适合于贸易，那么，法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英国那样的“贸易强权”和“海洋帝国”？为什么在18世纪的这场以商业和财富为竞逐目标的国际竞争中，偏处一隅、自然禀赋相对贫瘠的英国最终胜出，而地理位置优越、自然禀赋相对优渥的法国却最终败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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