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政府治下的居民，当他们可以合法地赚取和据有这些财富，并能够按照自己的构想来充分地使用这些财富的时候，他们便更多地倾向于以各种手段去谋生，并且会为了其子孙后代而想方设法去赚取、节约并积累财富，而不用担心一位贪婪而奢靡的君主及其权贵们——他们通常既靡费，又贫困且贪婪——以任何借口或托词来攫取他们的这些财宝。(75)Arthur Weststeijn,CommercialRepublicanismintheDutchGoldenAge, p.212; p.212; p.249; p.241.

而在德拉考特看来，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对于商业所起到的截然相反的效果，也为世界范围内的历史经验所佐证。因为在“美洲、亚洲和非洲那些盛行君主制的土地上，制造业、渔业、贸易和航运业鲜能繁盛”，而“贸易之花”只能盛开在“享有自由政府”的土地上，也即只能盛开在像提尔和迦太基、雅典和罗德岛、威尼斯和热那亚、吕贝克和汉堡这样的共和国。而荷兰在17世纪的商业繁荣，只不过是为“商业在自由政府之下最为繁盛”这一普遍命题提供了一个最为切近的例证。德拉考特的关于商业和政体之关系的分析在威廉·坦普尔那里得到了延续。坦普尔指出，“提尔，迦太基，雅典，叙拉古，阿格里真托，罗德岛，威尼斯，荷兰”这八个商业繁盛国家“全都是共和国”(commonwealths)。而其中的“头六个国家在遭到征服或屈从于专制统治之后，其贸易败落或解体”的事实表明，“共和政体中有某种特别适合于贸易的东西”(76)Sir William Temple,ObservationsupontheUnitedProvincesofNetherlands, p.189; 。以荷兰为例，坦普尔指出，鉴于其共和政体的构造，在荷兰，“无论是议会还是那位亲王，都没有侵犯其辖区内的任何人的人身或财产的权力”，而这种“人身和财产安全”，不仅赋予“阿姆斯特丹银行以极大的信用”，而且让人们“对于荷兰政府的明智产生一种普遍的共识”，而这是众多“勤勉之民”来荷兰定居的“一大诱因”。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法律之下的安全，从而免于压迫和不义，而且还可以因其政府的实力和善治，而免遭因外族入侵或内乱而产生的暴力”。而与之相较，在专断和专制权力之下，贸易必然衰败和解体，因为它抽空了一国的人口……当人们对能否安享其劳动所得并将其遗赠给子女心存疑虑时，它必然会灭绝一国的勤勉和产业……由于私人间没有了相互的信任，贸易便不能存在，故而如果没有了对于公私安全的信心，没有了对于政府的信任(它完全仰赖于人们对于其力量、智慧和正义所抱持的意见，仰赖于一国民众的私德、品性和秩序)，贸易便不能繁荣昌盛。(77)Sir William Temple,ObservationsupontheUnitedProvincesofNetherlands, p.189;

三 “英国崛起”：一种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在1765年刊行于世的《中国间谍》(ChineseSpy)中，当英格兰海岸在雾霭之中影绰可见的时候，受政府委派出洋考察欧洲各国现状的清朝使臣钱皮皮(Cham-pi-pi)情不自禁地评点道：“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强国，它不仅声称主宰了海洋，而且眼下还要给其他几个大国立法！”(78)Sophus ,Translatingempire:EmulationandTheOriginsofPolitical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3.虽然《中国间谍》只是一部旨在仿效《波斯人信札》的彻头彻尾的虚构之作，但作者假托“满大人”之口和盘托出的话，仍然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18世纪，作为当时最为煊赫的“商业帝国”，作为笛福口中的“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79)Thomas Keith Meier,DefoeandtheDefenseofCommerce, Victoria, 1987, p.43.，英国已逐步取代荷兰成为欧洲各国竞相效法的典范。就像曾流亡英国多年的伏尔泰在其《哲学通信》中所写到的那样：“也许后世要惊讶起来，说这样一个小岛，它本身只有少量的铅、锡、硅藻土和粗羊毛，怎么由它的商业而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竟可以在1723年同时派遣三个舰队到世界上三个辽远的地区：一个舰队派到被英国军队征服和占领了的直布罗陀，另一个舰队派到贝尔多海港，以便夺取西班牙国王享用的印度的财富，又派了第三个舰队到波罗的海去阻止北方强国的自相残杀。”(80)[法]伏尔泰：《哲学通信》，高达观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3页。

实际上，对于伏尔泰的这一疑问——也即英国到底“怎么由它的商业而变得如此强大”，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早在1660年代晚期就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哈利法克斯侯爵指出：“我们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弹丸之地，仅凭贸易才跻身为一个大国，而贸易只是自由的产物。”(81)David Armitage,TheIdeologicalOriginoftheBritish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43.实际上，自由成就商业伟大的观点，在当时几乎已成为英国商业作家的一种普遍共识。如达德利·诺斯(Dudley North)指出：“自由和正义是贸易的恩主”，“正是和平、勤勉和自由带来贸易和财富，别无其他。”(82)William Letwin,TheOriginofScientificEconomics, p.200.雷勒尔(Carew Reynell)也写道：“促进贸易并使其臻于繁荣的主要事项包括：自由，归化政策，人口，宗教宽容，免于拘捕的自由，财产的确定性以及免于专制权力的自由。”(83)Steve Pincus, “Rethinking Mercantilism: Political Econom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Atlantic Worl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TheWilliamandMaryQuarterly, Vol.69, No.1(January 2012), p.21.查尔斯·达文南特(Charles Davenant)则指出：“勤勉和产业的首要基础在于自由”，“那些身为奴隶之人，那些相信其自由危如累卵之人，既不能在贸易上获得成功，也无法改良一个国家。”(84)David Armitage,TheIdeologicalOriginoftheBritishEmpire, 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当时的许多作家，尤其是辉格派作家才将英国的富强和商业繁荣归功于自由，尤其是归功于英国的“清教革命”所产生的“自由政体”。在为英国当时的政体革命——也即“将这个国家的政体从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所提供的辩护中，1649年所颁发的一份议会“宣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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