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上半叶，正是在对于英国自由政体的肯认和对于法国专制政体的批判中，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尤其是那些曾到英国游历过，并与英国的政学两界有过深入交往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那里，才涵育了一种“比较政治经济”的视野，才逐渐意识到：法国要想实现商业繁荣，必须变革其政体，因为英国商业之发达，国力之强盛，实肇因于其自由政体，对此伏尔泰写道：“商业已使英国的公民富裕起来了，而且还帮助它们获得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又转过来扩张了商业”；“英国是世界上抵抗君主达到节制君主权力的唯一的国家；他们由于不断的努力，终于建立了这样开明的政府：在整个政府里，君主有无限的权力去做好事，倘使想做坏事，那就双手被缚了；在整个政府里，老爷们高贵而不骄横，且无家臣；在这个政府里，人民心安理得地参与国事。”(120)[法]伏尔泰：《哲学通信》，第83页，第61页。而无论是在《随想录》中，还是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也都一再地肯认了“商业”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商业时而被征服者摧毁，时而受君王骚扰，于是商业就远离遭受压迫之乡，走遍全球，落脚在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12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06—407页。这就意味着，对于孟德斯鸠而言，“贸易与政体形式有某种关系”，而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也即孟德斯鸠口中的“节俭型贸易”——也唯有在共和政体或像英国这样的自由国家中才能兴盛。这是因为，“依照普遍规律，在一个受奴役的国家里，人们致力于保存甚于获取，而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人们致力于获取甚于保存。”此外，与君主制国家或专制国家中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让商人心生疑虑”不同，“在共和制(自由)国家，商人们对其财产的安全抱有较大的信心，因而敢于大胆经营，由于他们确信自己的所得安全无虞，所以敢于增加投入，以获取更多利润；在获取财富时，商人所面临的唯一风险是使用什么手段，于是乎，人人渴望发财致富。”(12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第389—391页。也正是在这同一种意义上，狄德罗称颂道：“在现代历史上，英国是出现伟大政治奇观的国家………在那里，经过漫长而暴烈的反叛之后，最终形成了一个如果不是说完美无瑕的政制，也至少是最适合于英国国情的政制，也是最有利于其商业的政制。”(123)Denis Diderot,Diderot’sPolitical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结语：斯密与现代国家治理的挑战

在《国富论》中，当论及荷兰当前的“伟大”以及其未来的可能前景时，斯密曾如是写道：

共和的政体，似为荷兰现在的伟大的主要支柱。大资本家，大商家，或则直接参加政府的管理，或则间接具有左右政府的势力。他们由这种地位，取得了尊敬和权威，所以哪怕与欧洲其他地方比较，在这一国使用资本，利润要轻些，在这一国贷出资金，利息要薄些；在这一国从资本取得的少许收入所能支配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要少些，但他们仍乐于居住在这一国。这些富裕人民定居的结果，尽管荷兰障碍繁多，该国的产业仍能在某种程度上活跃着。设一旦国家灾难发生，这共和国的政体陷于破坏，全国统治落于贵族及军人之手，这些富裕商人的重要性，因此全然消失，他们就不会高兴再住在不为人所尊敬的国家。他们会带着资本迁往他国，这一来，一向由他们支持的荷兰产业和商业，就立即要紧随在资本之后而他适了。(124)[英]亚当·斯密：《国富论》，第876—877页。

实际上，当斯密写下这段以及我在文章的“引言”中所转述的那些文字时，它无疑表明：斯密一直是在一个源远流长的专门论述“商业”与“自由”、“经体”与“政体”之关系的思想传统中写作的，而《国富论》正是这种思想传统的巅峰之作。它意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证明：无论是在古代、中世纪，抑或在当下，无论是在欧洲，抑或在亚洲和美洲，经济不能得到有效增长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便在于“政府的性质”(125)[英]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32页。。除此之外，这种思想谱系的发掘，还有助于进一步发掘已故的著名思想史家洪特(Istvan Hont)的一个深刻洞见，也即《国富论》并不是一部关于永久和平的著作，而是一部关于竞争性经济战略的著作。它意在表明：任何民族国家，只要它进入到国际体系，并参与到国际竞争，那么除非它自甘失败，否则它必然要重视商业和贸易。而一旦重视了商业和贸易，那么它就会发现：作为经济要素的商业和贸易，就会对政治提出反向的刚性制约，就会反过来约束并塑造国家对于政治体制的选择。因为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为了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实现民族的“伟大”和“荣耀”，你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治擘画和制度安排，你将不得不引入最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规范政府”(regular government)和“自然自由的体系”。否则，民族的伟大和荣耀这种政治性的目标，便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在这个意义上，贸易和商业上的竞争，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体制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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