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7世纪下半叶，有关“荷兰奇迹”的各种讨论中，除了上面所提到的这些“技术性”(technical)的解释进路之外，还兴起了一种与之相竞争的“制度主义的”(constitutional)解释进路，并蔚为大观。与以往认为商业的繁盛取决于一系列技术性指标和良好的行政管理不同，由德拉考特(Pieter de la Court)、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等人所发展出来的这种制度主义的解释进路，主要聚焦于政治与经济、商业与政府、自由和繁荣之间的互动关系，聚焦于荷兰商业繁荣背后的政制性因素。在他们看来，包括荷兰在内的任何国家，要想成功应对多变善妒的“康小姐”所提出的挑战，并最终赢得商业繁盛和经济增长，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便是“自由”，诚如德拉考特所说：

贸易是雇佣和喂养人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但是，贸易并不会只固守在一个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商人的负担较小，只要他们拥有较大的赚取和保有利润的自由，贸易就会驻留在那里。相反，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赚钱的自由受到限制，只要富裕的商人总是受到恶劣的对待，那么，贸易不是远走他乡，就是枯萎凋零。(48)Arthur Weststeijn,CommercialRepublicanismintheDutchGoldenAge, Brill, 2012, p.226; p.222.

当德拉考特这样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重申并发展马基雅维里的一个核心命题：也即任何国家，唯有当它是自由的时候方能变得强大，也唯有在它是自由的时候方能成就其商业繁荣，一如德拉考特以其特有的警句式语言所表达的那样，“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有人口和财富”(49)Pieter de la Court,TheTrueInterestandPoliticalMaximsoftheRepublicofHolland, London, 1746, p.37; p.284; p.231; p.66.。因此，对于德拉考特而言，“荷兰奇迹”背后真正的秘密，在于荷兰人所享有的“那种黄金般的自由”(that golden liberty)(50)Pieter de la Court,TheTrueInterestandPoliticalMaximsoftheRepublicofHolland, London, 1746, p.37; p.284; p.231; p.66.，那种遍及“宗教、学术、贸易、制造业、艺术、市民权和政府的自由”(51)Arthur Weststeijn,CommercialRepublicanismintheDutchGoldenAge, Brill, 2012, p.226; p.222.：“荷兰居民的福祉仰赖于渔业、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的持存和改良，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依靠自由。”(52)Pieter de la Court,TheTrueInterestandPoliticalMaximsoftheRepublicofHolland, London, 1746, p.37; p.284; p.231; p.66.

首先，荷兰人的商业繁荣建基于“宗教自由”，建基于荷兰人在践行宗教信仰方面所享有的“更大的自由”。实际上，在德拉考特为良心自由和宗教宽容所提出的辩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经济考量：也即对于宗教异见者的宽容，足可诱使富有资本和技术的外国人来此定居，从而大大地提升荷兰的商业竞争力。正如《荷兰的真正利益和政治信条》第十四章的“标题”所标明的，“在服侍和崇拜上帝方面的自由或宽容，是留住荷兰众多居民，并诱使外国人在我们中间定居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在回顾欧洲的“商业兴衰史”和“贸易迁移史”时，德拉考特指出，在荷兰立国之初，因不堪忍受西班牙之苛政而被迫迁出安特卫普的众多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之所以选择在荷兰，而非在英格兰或法国安营扎寨，(53)Pieter de la Court,TheTrueInterestandPoliticalMaximsoftheRepublicofHolland, London, 1746, p.37; p.284; p.231; p.66.主要归功于荷兰执政当局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温和和宽纵”。因为正是它促使“许多诚实而有用的居民”为了重获宗教自由，为了逃避因宗教而起的各种“罚款、拘役和肉体惩罚”，而选择“抛弃他们自己的甜蜜的故土”，并迁居至“贫瘠而重税”的荷兰。(54)Pieter de la Court,TheTrueInterestandPoliticalMaximsoftheRepublicofHolland, pp.70-72; pp.72-73; p.74; p.83; p.85; p.293; p.78.而与之相较，吕贝克、科隆和亚琛这些曾“富甲一方的商贸城市”，之所以在宗教改革后失去其绝大部分财富和荣光，则主要归咎于其教士的“虔敬”(他们相信，一个虽人口稀少但却宗教纯洁的城市，要远好于一个人口众多但却信仰混杂的城市)以及他们所施行的宗教强制和宗教迫害政策，从而不仅导致本国的许多有用居民遭到驱逐，也让原本打算来此营生的外国人裹足不前。(55)Pieter de la Court,TheTrueInterestandPoliticalMaximsoftheRepublicofHolland, pp.70-72; pp.72-73; p.74; p.83; p.85; p.293; p.78.而德拉考特关于荷兰“宗教自由”导致“商业繁盛”的论述，也在威廉·坦普尔爵士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在《关于尼德兰联合省的观察》中，威廉·坦普尔坦陈，如果说人口繁多是荷兰商业奇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那么，这全是拜其邻国君主——如德国的查理五世，法国的亨利二世以及英格兰的玛丽女王——所实施的宗教迫害政策之所赐。荷兰的宗教宽容政策，不仅为“这些身受压迫的外国人”提供了良心上的自由和生活上的安宁，(56)Sir William Temple,ObservationsupontheUnitedProvincesofNetherlands, ; 而且还通过“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习俗之间的大融合”，从而在荷兰形成了一种“普遍自由而安适”的社会氛围。在其中，“每个人都遵从自己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事务，而很少有兴趣对别人的私事刨根问底”，这不仅是因为“包打听只适合于懒人”，而且也因为，在这种多元主义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下，人们早已对各种异己的生活方式见怪不怪了。(57)Sir William Temple,ObservationsupontheUnitedProvincesofNetherla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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