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作为“商业之轮”的润滑剂，甚至“赋予贸易以生命”的“Lady Credit”也被赋予了任性、多疑而善妒的特征：

这位女士是多么地固执；她的全部行为又是多么地任性！你若向她求爱献殷勤，你要么失去她，要么就必须用高价去购买她；如果你赢得了她的芳心，她又总是对你心生醋意，存猜疑；你若是在自己的合同里没有给她一个名分，她就会拂袖而去，而且在你有生之年大概绝不会再回来。就算她能回心转意，也得付出长期的哀求和大量的麻烦。(19)Daniel Defoe,ReviewoftheStateoftheBritishNation(1706—1713), edited by Arthur Wellesley Secor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8, Vol.3, ; p.18.

这样，在现代早期，尤其是在现代“商业社会”已隐然成形的18世纪，虽然人们对于“商业”以及“商业资本”的“流动性”和“无常性”有着共享的认知，并以“Lady Commerce”和“Lady Credit”的形象将其固化下来，但是，对于如何评价和应对“Lady Commerce”的这种“流动性”和“无常性”，从属于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思想家们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其中，最为常见也最为保守的反应，就是拒斥新兴的商业以及商业资本，并借此退回到自己所熟悉的那个貌似安全的农耕世界，并将土地以及乡绅阶层作为国家富强的不朽之基。例如，在阐明了“贸易”的迁变无常之后，作为托利党人的塞缪尔·约翰逊曾不失时机地反问道：“面对此情此景，人们难道不会情不自禁地认为，贸易是(国家)权力的一个微弱而不确定的基础，并希望他们自己国家的伟大更为坚实，他们自己国家的福祉更为恒久？”(20)Kelvin Hart,SamuelJohnsonandtheCultureofProperty, p.116.显然，在约翰逊眼中，与“贸易”(商业)这个“微弱而不确定的”权力基础相比，土地和农业才是每个国家之“伟大”和“福祉”的一个更为坚实、也更为恒久的基础。同样，出身于托利党的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也指出，除地产而外的其他所有财产，都只是“转瞬即逝和想象性的”(21),TheMachiavellianMoment:FlorentinePoliticalThoughtandtheAtlanticRepublicanTra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452.。尽管那些新近发迹的商人们聚敛了无数的财富，但唯有“有地的乡绅、自耕农和农民才应被尊为一国最经久不迁的居民和国之栋梁，因为唯有他们的财富才会固着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22)也正是基于同一种考虑，出身于乡村党的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指出，如果将国家比喻为一艘政治航船，那么，唯有“土地阶层才是我们这艘政治航船的真正主人，而金钱阶层只不过是其间的匆匆过客”(23),TheFinancialRevolutioninEngland, Routledge, 1993, p.27; p.28.。这种鄙弃商业和商业阶层，并以“农业社会”作为理想社会之蓝本的意识形态，也在法国的重农学派那里得到回响。在重农学派看来，“商人”并不算是一国“真正的公民”，鉴于其财富的“流动性”(也即所谓的“mobile property”)，他们并不与其所寄居的国家形成一种稳定的利害关系，故而也不会有固定的民族属性和公民忠诚，因为一如魁奈所说的那样，“就与本国的关系而言，商人无异于一个外国人”(24)。不仅如此，重农学派甚至进而认为，一个兼营农业和商业的国家，无疑是由两个相互对立的民族(two opposed nations)构成，“一个固守在国土之内并增益其财富，因而构成了国家之根本；而另一个则只是一国外在的附丽，它属于一个由农业民族所雇佣和酬付的大商贸共和国”(25)。因为，“商人的营业范围并没有固定的界限，也不会固守在某个特定的国家。我们的商人也同样是别国的商人”(26)Paul Cheney,RevolutionaryCommer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65; p.166; p.166.。故而，与农业帝国的稳定性(stability)相比，建基于可流动的商业和信用财富之上的商业帝国，无异于建基于流沙之上，是转瞬即逝、不经久的。

但是，面对任性善妒、迁变无常的“康小姐”，难道人们只能像斯威夫特、约翰逊和重农学派那样返身回顾，诉诸传统的农业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说古人曾以“美德”克服了“命运女神”，那么，身处现代世界的人们难道就不能征服“康小姐”吗？因为这毕竟是一项报酬丰厚的诱人事业，一如休谟所指出的那样：“两个海上强国(指荷兰和英国)的富裕、豪华和军事上的伟大成就，看来已初次向人类指明了扩展商业的极大重要性。”(27)[英]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第54页。故而，对于现代早期的许多立法者(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言，现代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毋宁是：“商业”的成功与繁盛果真只能归诸偶然和机运吗？“商业”难道真像约翰逊所说的那样是变幻无常的“命运之女”，其盛衰沉浮都毫无规律可言吗？还是说，在迁变无常的表象之下，“商业”的盛衰荣枯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并最终可以“化约为一门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浮现和确立，向现代国家及其统治者提出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时代难题：也即在财富日益“动产化”，并可以轻易地、不着痕迹地实现跨国流动的时代状况下，如何赢得“康小姐”的芳心，并让其永驻本国而不移情别恋？因为正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虽然“现在所有的国家都明智地投身于贸易，而那些已据有贸易的国家也都在谨防失去它”，但“贸易毕竟是一株柔嫩的植物，需要阳光、土壤以及良好的天时，方得以滋长并臻至繁茂”(28)Philip Gould,BarbaricTraffic:CommerceandAntislaveryintheEighteenthCenturyAtlantic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5.。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护佑贸易这株“柔嫩的植物”，并让其茁壮成长的“阳光、土壤以及良好的天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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