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17、 18世纪之交，在探究英法的贸易盛衰之道，尤其是在考察并预测作为一个专制国家的法国的未来贸易潜能时，曾出现这样一种观点，也即认为英国商业之发达和法国商业之落后，主要是基于一些技术性的原因，而非出于根本性的制度障碍。早在17世纪中叶，面对法国商业的异军突起，亨利·罗宾逊(Henry Robinson)就指出，商业繁荣只取决于良好的行政管理，而非取决于政体形式：“即便是最坏的政体，在经过良好的管理之后，其民众也能过上好日子，甚至要远胜于有史以来最好政体治下的民众。”(93)Jocyce Oldham Appleby,EconomicThoughtandIdeologyin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 p.78.约书亚·吉(Joshua Gee)在1729年所著《思考大不列颠的贸易和航运》(TradeandNavigationofGreat-BritainConsidered)中也指出，那种认为“贸易在一个绝对君主治下绝无法繁荣”的观点，纯粹是一种无稽之谈，因为贸易实际上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情妇(an unprincipled mistress)。只要政府能给予“关心和保护”，给予她“最大的快乐”和“最大的鼓励”，商业同样可以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滋长繁盛。(94)Sophus ,Translatingempire:EmulationandTheOriginsofPoliticalEconomy, p.156; p.145.约书亚·吉的观点也得到了查尔斯·金(Charles King)的呼应。金指出：“商业既能在一个共和国繁盛，也能在一个君主国繁荣，只要君主及其大臣能透彻地了解商业的重要性，以高超的手腕保护它，并遵从商业的真正信条。”(95)TheBritishMerchant. Vol.1, p.xxxi—xxxii，转自Doohwan Ahn, “The Anglo-French Treaty of Commerce of 1713: Tory Trade Politics and the Question of Dutch Decline”,HistoryofEuropeanIdeas, 36:2(2010), p.173。而这种将商业与“政制”脱钩的做法，也在海峡对岸找到了不少拥趸。如休伊特(Pierre-Daniel Huet)就在其论荷兰商业之兴衰的经典论文《荷兰商业备忘录》(MemoirsoftheDutchTradeinalltheStates,Kingdoms,andEmpireintheWorld)中指出：“如果上帝哪一天让土耳其人明白了他们能在海上有何种作为，让法国人知晓了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扩展他们的商业，那么，全欧洲将很快沦为它们的猎物。”(96)Doohwan Ahn, “The Anglo-French Treaty of Commerce of 1713: Tory Trade Politics and the Question of Dutch Decline”,HistoryofEuropeanIdeas, 36:2(2010), p.171; p.173.而针对法国海外贸易公司的糟糕表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甚嚣尘上的批评，无论是梅隆(Jean-Francois Melon)，还是圣皮埃尔神父(Saint-Pierre)都认为，这与君主制的固有缺陷无关，而只能归咎于它们缺乏良好的管理。(97)Paul Cheney,RevolutionaryCommerce, p.41; p.42; p.39; p.43; p.44.而针对英国人虽纳税较多但仍生活余裕，而法国人虽纳税较少但仍生活窘迫这一现实，甚至有论者直接将其归因于英国所拥有的“高超的金融艺术”(supreme art of finance)(98)Paul Cheney,RevolutionaryCommerce, p.41; p.42; p.39; p.43; p.44.。而在所有的这些技术性观点中，以爱丁堡金匠家庭出生的约翰·劳(John Law)的观点最为典型，也最具实践性的影响。劳认为，法国贸易不振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国缺少像“英格兰银行”、公债券和股票这样的公共金融机构及其信用管理技术。通过建立“国家银行”，通过发行纸币和公债为国家的经济活动提供充足的货币供应，法国的利率就会降低，法国的资本、商品和劳动流动就会加速，并最终实现贸易扩张和经济繁荣之效。(99)Paul Cheney,RevolutionaryCommerce, p.41; p.42; p.39; p.43; p.44.

但正如约翰·劳的金融改革计划在1720年代的垮台所昭示的，也正像一些政治经济学家早已警示的那样，在像法国这样一个专制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家银行。早在17世纪末，尼古拉斯·巴贲就颇有先见地指出，虽然像威尼斯、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大商业都市所建立的“公共信用银行”(publick Banks of Credit)，“对于贸易大有助益”——因为“它们让偿付更容易……并引发了商业的大扩张”，但是，在“一个十足的专制政府”中，这样的一个银行却常常“诱发君主的洗劫”(100)Nicholas Barbon,ADiscourseofTrade, 1690, p.16.。而在法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杜托特(Charles Dutot)看来，在专制制度之下，由于缺乏有效的掣肘，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法国君主常常求助于操纵币值，而由此所造成的剧烈的币值动荡，不仅制约了公共信用制度的形成，而且也常常对商业造成“致命的”后果。(101)Paul Cheney,RevolutionaryCommerce, p.41; p.42; p.39; p.43; p.44.同时，在某些商业作家看来，英国政府所拥有的“庞大的信用”是与其政体密不可分的，而像法国、土耳其和波斯、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尽管幅员辽阔，尽管其每年的岁入远大于英国，但是政府却很难“通过自愿捐纳的方式筹集到5千万英镑的借款”(102),TheFinancialRevolutioninEngland, p.16.。而造成这种信用差异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这两类国家的政体差异：与专制国家的臣民常常将钱财“掩藏”起来不同，在英国，民众不仅乐于“露富”——因为这可以提高他们的信用，并因而可以增加其可支配的经济手段和资源，而且也愿意将其钱财重新投入到流通和生产领域。(103)Paul Cheney,RevolutionaryCommerce, p.41; p.42; p.39; p.43; p.44.即便是在许多论者看来对于商业盛衰起决定性作用的利率的高低，也完全取决于政体的差异。一如约瑟夫·马西所指出的：“我们发现，在政治上享有自由，人们的私人权利也得到最好保护的大不列颠和荷兰，利息率较低，因而商人在这两个国家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于法国、葡萄牙、德国和西班牙，或欧洲的任何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政治是专横的，私人财产也不那么安全。”(104)[英]约瑟夫·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胡企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7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素伯爵(Earl Russell)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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